莎士比亚，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几个世纪以来都被世界人民所怀念，在中国，很多翻译家都竭尽全力地对莎剧进行翻译。作为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创作顶峰之作，从1903年开始，《哈姆雷特》的中译本就有很多，对于中译本的研究也有很多，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进行的。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语言层面的转换，如文本对比和翻译标准等，而文化学派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此，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到重视。“文化转向”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很快成为了翻译研究的趋势。Andre Lefevere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文化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在这个意义上，Lefevere认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是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文学操纵的三种基本力量。意识形态对主题的选择、翻译方法的运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诗学作为一个社会文学标准的总和，对翻译中语言的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他们可以对译者提出各种要求。　　 本文以操纵论为基础，对《哈姆雷特》的三个汉译本进行研究，试图把操纵论应用到译作研究中，看它对翻译活动有着怎样的解释力。对操纵论的介绍和应用，不仅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的实质，同时也很好地证明操纵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