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规划期间需加快构建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模式,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不断迈进。在此过程中,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作为企业决策的综合性结果,反映了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并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性。当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企业声誉,进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已有文献多数集中在分析二者当期之间的关系,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风险效应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考虑到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隐性投资,并且决策过程涉及多方博弈,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基于此,本文对于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系的研究不局限于当期,而聚焦于二者之间长期影响,并对二者的影响路径做进一步检验,为厘清环境信息披露与其经济后果之间关系提供参考与借鉴,也为探讨企业承担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另一个侧重点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风险效应在不同外部情境以及组织治理机制下是否会受到影响。现有研究较少立足于我国特殊国情,尚需进一步关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滞后作用在不同的组织或情境因素下所受到的影响。因此,本文着力于研究我国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环境信息披露风险效应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督治理提供参考。本文以我国2013年至2020年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考察新《环境保护法》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及组织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风险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二期滞后的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关系,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通过中介效应验证了二者之间信息效应及声誉效应的影响路径。并在进一步检验中发现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及财务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风险效应。二是,新《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风险效应具有削弱作用。从行业差异性分析发现,对重点排污企业而言,新《环境保护法》削弱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风险效应,而对于非重点排污企业并无显著影响。三是,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风险效应同样具有削弱作用。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分析发现,当机构投资者类型为稳定型时,机构投资者持股削弱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风险效应,而当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时无显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