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翻译史上,复译现象普遍存在。同一部文学作品,往往有不同译者的多种译本广为流传。好的复译作品不仅使原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拓展与延伸,同时也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复译是多个译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不同诠释,本文旨在从译者出发,对复译现象进行研究。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读者(译者)的中心地位逐渐得到肯定。文学作品不再被看作封闭的符号系统,而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存在着意义上的“空白”和“不定点”,其意义和价值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得以实现。解构主义以多元的视角展开对翻译的研究,它将翻译看作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但是它将这种主体间的对话置于语言的虚拟世界中,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意义生成的任意性。　　 解构主义夸大了个体主体间的差异,宣扬了主体非理性的一面,忽视了社会主体共性的一面。实践哲学指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其主观能动性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翻译活动同样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译者与作者(文本)对话生成的意义,必须受到社会的检验。因此,一方面文本的“空白”和“不定点”以及译者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审美价值等的差异使复译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又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对复译活动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　　 UncleTomsCabin是美国著名作家斯陀夫人所写的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是美国废奴文学中的丰碑式作品,被誉为内战后现实小说的先驱。自1901年林纾和魏易合作首次翻译以来,已在中国出版过多个版本,对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影响重大。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对林纾和黄继忠的两个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译本进行了比较,旨在揭示出复译存在的深层原因以及译者主体性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