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六月下旬开始,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出现长时间的淫雨天气,进而发展成暴雨之势,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特大洪灾。同时期南方的珠江流域,北方的辽河、松花江流域也出现暴雨,持续近三个月时间,它们与江淮流域的水灾共同造成当时中国数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直接受灾区域达十六省,水灾发生时,堤坝决口,农田淹没,无数百姓在水灾中失去生命和家人,存活的灾民也因水灾而流离失所,其惨况为历史罕有。此次特大水灾的爆发,固然是由长时间强暴雨直接导致,也与地形地势有关,但是,1931年水灾所展现的破坏力以及产生的持久影响,却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鉴。首先,人们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早已为水灾的爆发埋下了种子;其次,民国以来,战乱不断,新旧军阀彼此混战,既造成了社会动荡,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更妨碍了国家资本的积累,国穷民困,有限的财力主要投向了军队,而与民生相关的水利、道路、农业等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支撑和发展,再加上土匪众多,人们生活极度困苦。这些问题共同导致国家不可能有效的为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做好准备工作,最终只能是堤坝崩溃,救济迟缓,饿殍遍野的惨状;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使得国家力量更倾向于军事领域,虽建立了众多与民生有关的机构,不过是欺骗民众和舆论的工具。从蒋介石个人到地方官员,层层挪用堤防经费,腐败的水政,造就了水一样的堤坝,在水灾面前,这样的堤防不堪一击;第四,安徽省地方政府的贪腐行为,又为水灾在安徽肆虐推波助澜;最后,“九一八事变”的突发,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日本占领了富饶的东三省,更是直接影响到1931年水灾的救济,另一方面,国内民族情绪高涨,政府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从水灾转移到日本问题,日本的“趁火打劫”行为,对1931年水灾的救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总之,以上所有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国家不独立,受控于帝国主义而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水灾爆发后,救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中央政府在意识到水灾的严重性后,迅速展开的活动,包括动员社会各界救灾,向国际社会求援,并成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1931年水灾的专管机构。救灾措施主要包括“急赈”、“工赈”、“农赈”和“卫生防疫”四个方面。如果说中央政府的救灾主要是统筹全局,那么地方政府则是细致具体的展开救灾工作。安徽省政府的救灾措施非常多,主要包括对灾民的赈济,对水利设施的兴修,对救灾过程的监督,维护社会秩序和防疫几个方面。社会各界包括媒体、慈善团体等也都对水灾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并积极参与救灾工作。这些救灾工作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灾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救济,但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使得救灾工作最终没有达到救济的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