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对于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各种矛盾深度交织的“催化剂”,而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受影响的程度不一,各国制造业和经济恢复的速度大不相同,这场疫情,让世界不约而同的看到了制造业的意义。在疫情的快速控制下中国制造业以较快的速度复工复产,甚至有数千企业新增医疗生产业务,为应急而快速改造生产线,在供给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向海外出口了大量的疫情防治商品及器械,积极助力国际疫情的防控,在关键时刻,中国制造没有“掉链子”。但同时,随着全球冠状的大流行和贸易冲突的升级,各国为了保护自身的制造业和经济复苏,纷纷提出了贸易保护等策略,这使得中国制造业遭遇了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国制造”海外市场受挫等多重挑战。而全球智库是汇聚专家学者观点、智慧、思考和知识输出的重要场所,是现代政府决策、社会管理、科学认知体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喻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力量”（Dickson,1971）。其中,美国智库作为全球智库发展的前沿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量愈来愈大,特别是近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冲突深刻的影响着研究者们对于中国制造问题的关注度与论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对美国智库的“中国制造”形象建构分析,可以从他者视角中审视和反思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突破他者对“中国制造”形象的单方面构建,同时也通过研究了解“中国制造“海外形象传播的现实与存在的问题,寻找中国制造海外发展契机,为中国制造品牌和企业更快的恢复和扩大外部市场份额提供更大可能。本文从评价系统理论、权力—话语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利用文献计量、话语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尽管不同智库间在“中国制造”相关研究上的态度和评议重点有着一定差异,但对于中国在海外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和综合实力有着大体一致的结论:一是中国制造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发达国家在寻找能替代中国的下一个“制造业中心”;二是中国制造正在不断转型升级,向着上游产业链转移,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以及中国核制造等产业的发展,令世界科技强国感到压力和担忧;三是中国政府的干预对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制造业的灵活性与效率,但是对其它国家的企业来说存在不公平的竞争问题。而研究发现,美国智库中所提出的一些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发展问题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对“中国制造”形象的认知局限,需要中国通过加强自身传播力和制造业实力的升级予以重建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