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是清末民初西人创办的一所新式教会大学。本文以北京政府时期金大的招生政策与生源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第一手的中英文档案资料,结合量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校和学生两种视角出发,主要对以下三方面内容予以关注:一是金大教会性质与学生宗教信仰问题,二是学校学杂费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三是学校招生考试地域与学生家庭来源地分析。本文试图复原北京政府时期金大整体的生源结构特征,梳理出其从建校最初到20年代招生政策的转型与获益群体的变化倾向,分析学校招生政策与招收学生群体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在建校最初,其办学目的曾局限在为教会系统内部培养传教士与教学人才,它所吸引的也只是教会中学学生,且大部分都是本校附属中学的直升生。然而在民族主义与反宗教运动此起彼伏的20年代,金大招生出现了公立中学毕业学生占比高于教会学生的状况。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学生群体入学金大的“非宗教目的”,认为学生入学金大并非出于宗教追求,在高等教育资源极其稀缺的时代,学生自金大毕业以后,或是能在中学任教,或是能为读研究生作好准备,或是能培养起在农林界就职的专业技能。此外,一些学生在金大学习几年后,若因个人原因未能顺利毕业成为文学学士或理学学士者,他们依然可以凭借在教会学校里获得的外语技能,或成为家庭外语教师,或在外国公司工作,担任翻译、职员或买办等职务。总之,金大学习的经历有助于该群体在民国时期实现阶层的跃升。第二,本文在对20年代的金大所有报考生做系统性计算分析以后,发现这一群体有明显的家庭经济优势,然而这些在建校初期却鲜被学校要求。研究发现,金陵大学在创校最初往往通过减免学杂费、助学贷款以及让学生参与某些体力劳动或文书工作等方式,大幅度地资助基督徒学生完成学业,对学生原生家庭的经济门槛要求不高。然而1917年扩招以后,尤其到了 20年代,尽管学校依然有奖学金政策,但获益者在全体学生中占比极低。扩招以后的金大在“求贤主义”外衣下,实则向学生家庭经济设置了隐形门槛。基督教所谓的照顾不利者的追求,也向院校机构自身的经济利益作出了让步。第三,本文根据金大学生报名表的计算发现,金大生源存在着向院校所在地集中的倾向,即在江苏一省,尤其南京一带的学生数量占优。不过需要注意的,学校创办初期与20年代中期的集中化有明显差别。开创初期,金大学生数量有限,学校的招生面也很狭隘,生源几乎完全集中在南京一地。20年代中期,金大在经历了 1917年扩招与1921年招考地范围扩大的政策以后,其不再只是偏狭南京一市的基督教学校,影响力开始扩大,每学期都有二十多省份的学生入学金大。伴随着招考地范围的扩大,金大仍以江苏及南京一地的学生为多。招生多元化后的生源集中有别于当初招生的狭隘性,这是一种各省学生竞争后产生的集中性。总之,本文以学校招生政策和学生群体的结构与转变为出发点,注重个别学校学生在社会变迁中的群体转变,借助数据整理与统计方法等手段,一方面动态展现了驻华的基督教大学在传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另一方面也关注了民国初期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获益者的群体特征。清末科举革废,以新兴知识精英主导的新文化秩序初建,对该阶段高等教育的研究,既是解决如今高等教育如何起源的关键性问题,亦可为教育与社会流动问题的整体性研究添枝加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