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的融合为“百年不遇大变局”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重视金融机构在三农、扶贫、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支撑作用,加强引领,不断拓展金融服务范围,持续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可获得性。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的长尾客户,长期存在金融可得性不足问题。实体部门的金融服务匮乏进一步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阻碍,同时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快速积聚。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长尾客户的金融可得性,最大限度发挥其长尾效应,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这势必能够抑制经济日益脱实向虚趋势,推动传统融资格局转变升级,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增添助力。综上所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长尾客户金融可得性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机制,对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理论与实践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使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以及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验证静态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使用系统GMM估计的方法,检验在考虑序列相关的动态影响下该结果是否依然成立,以及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排除极端值影响,观察影响是否依然显著。其次,从长尾客户金融可得性的视角,分别建立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金融可得性的中介效应模型,动态检验长尾客户金融可得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过程。最后,构造金融结构指数,从地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异质性的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果。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动态的系统GMM估计还是静态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都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第二,小微企业、农村地区等长尾客户的金融可得性也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受疫情影响”的年份样本重新回归,证明结果稳健性。并与未剔除疫情影响年份样本回归结果作对比,进一步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生存策略存在明显差异;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金融可得性的地区异质性,并且与金融结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