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以及新闻记者从业群体的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初,新闻记者团体开始在中国出现。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之下,新闻记者团体在很多地区建立起来,武汉新闻记者团体就是其中之一。新闻记者团体的出现无论是对新闻业的职业化,还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化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作用。有鉴及此,本文主要从职业化和团体行为两个角度来考察近代武汉新闻记者团体的变迁历程。在职业化方面,本文认为,近代中国,无论是新闻业的职业化还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化都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这种发展不仅仅只是形成职业化的一种观念,而是在很多方面都已经付诸到新闻业的实践中。在这一时期,新闻记者建立起了自身的职业团体,并实行资格性的会员准入制度；新闻记者团体依靠团体甚至是官方的力量努力取缔冒充新闻记者,整顿新闻记者队伍；同时,团体还尝试规范新闻业的发展以及提高新闻记者的执业技能和素质,积极争取新闻自由。这些措施的实施和行动的展开无论是对新闻业还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化进程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然而,新闻记者团体所推动的职业化在近代中国并没有达到成熟或完成的阶段。新闻记者团体虽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无论是政治、社会环境还是新闻记者自身,影响甚至是限制职业化的因素直到1949年甚至是当今都依然存在。在团体行为方面,武汉新闻记者团体的行为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新联会时期,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新联会几乎成为政治势力的延伸地带,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其行为也大多贴上了政治的标签,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虽然是职业团体,但对职业利益的维护却显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失却了社会团体的功能。新闻记者公会在战前时期,由于所处的外在环境已有很大改观,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寻求对社会团体的规范和控制,记者公会除了制度性的接受党部的例行指导外,在会务的日常运作上仍旧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时的记者公会不仅把自己看成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团体,努力维护职业利益,也把自身看成是社会公共团体,积极寻求政治情感的表达方式,倡导和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战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分化与斗争,致使会务松弛甚至是停顿,新闻记者公会虽然存在,但却已名不副实,直至1949年最终无形消散。武汉新闻记者团体深受近代中国大的环境的影响,甚至从始至终都不能摆脱政治的纠缠,会务也时断时续,但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组织,其对新闻记者职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职业利益的维护仍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对近代新闻史发展的影响也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