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40余年,财政分权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相结合、调节纵向政府间利益结构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对一国及区域宏观经济绩效具有深远的影响。步入新发展阶段的财政已被置于国家治理层面,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理顺政府间权、责、利关系,完善政府间激励竞争机制,规范政府行为,优化政府职能,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深刻把握和理解财政领域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课题。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经济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不同属性,其财政治理相对其他地区既具一般性,又具特殊性。基于此,本文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回顾我国财政分权的改革历程,深入刻画和解析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特征,试图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宏观经济绩效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两方面阐述其相互间的关系和作用逻辑,并使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GPCA）、熵值法、变异系数法等构建各类指标体系,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实证检验;与此同时,本文采取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阐述分析了转移支付作为财政分权制度的政策补偿和财政再分配工具,对民族地区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调节效应。本文得出的关键结论为:一是1978-2019年,民族地区的收入侧和支出侧财政分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在收入侧,东部和中部地区与民族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呈现了一致变化趋势,但东部显著高于中部和民族地区。在支出侧,东部、中部和民族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同样存在缓慢上升的一致性变化趋势;分税制改革后,支出侧的财政分权度出现明显的地区分化。二是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性质是有限分权的竞争,竞争方式可划分为税收竞争、支出竞争和晋升竞争。通过使用GPCA方法测度得出:从全国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水平总体在不断增强,但呈现区域不平衡状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竞争水平,除西藏和青海由于中央对其倾向性地政策支持相对较高外,其他省份的地方政府竞争水平与中部地区相似,而与东部发达省份具有明显的差距。通过DTW聚类分析得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在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分散性,而全国的地方政府竞争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聚集性。三是财政分权对宏观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分为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在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下,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绩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动机、政治利益动机和官员私利动机实施竞争行为,并作用于私人部门的生产水平和效率,进而对宏观经济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在纳入空间因素后,民族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层面的分权化的改革,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形成了地方和基层支持响应机制。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基于某种利益动机实施的竞争策略行为,对民族地区经济改革发展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民族地区财政分权对于宏观经济绩效的直接作用机制并未有效发挥,其公共物品配置效率、供给质量以及政府收支结构有待优化和改进。四是过去十余年间,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的纵向财政失衡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各省区的财政纵向失衡度在十余年间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转移支付缩小了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尤其2014年之后效果更为明显;但由于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民族地区各省份内部之间仍存在财力差距,且十余年间并未有所改善。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建设性支出产生了负向激励,对维持性支出呈现中性作用,而对福利性支出产生了强的正向激励。2007至2019年间,我国公共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分化,东部公共服务水平要显著高于民族和中部地区,且民族地区并未由于获得较大力度的转移支付,而缩小与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说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共服务横向平衡功能方面有待改进。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四方面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二是强化中央与民族地区的激励机制,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四是促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良性竞争,旨在对促进民族地区财政事业发展、推进民族地区的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