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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西方传统哲学史为理论背景,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理论立场,先后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哲学理论基础的革命、人的重新理解、形而上学批判范式的变革等四个方面,阐发了马克思感性直观批判的实质及其革命意义。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集中展现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变迁。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批判,首先是对传统哲学的直观思维的解构。在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哲学中,抽象思维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极致。费尔巴哈认为,抽象的思维自身是没有生命的,只有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的思维才具有客观性,只有在思维与直观相结合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因此,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感性直观的非中介性遮蔽了自然的属人性质,感性直观的纯客体性原则带来了人的主体性迷失,感性直观的非历史观点导致了历史唯心主义。这些理论缺陷直接根源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践“空场”。与思辨哲学的观念化的实践不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是一种“利己主义”性质的“饮食的实践”。针对传统哲学对实践的这种“不公正”理解,马克思从感性活动的角度科学地阐释了实践对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等的基础地位,并以此为依据将实践作为其新世界观的出发点,从而确立起一种与直观思维异质的实践思维。从本质上看,直观思维既是一种非历史的现成论思维,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并且固守着静观高于行动的“理论”态度,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维则是一种辩证的生成论思维,体现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态度。从直观思维到实践思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从而超越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地平”,开启了“现代哲学的新地平”。
每一次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都会伴随着哲学之理论基础的革命。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阿基米德点”。哲学理论基础的合法性是哲学合法性的必要保证。传统的思辨哲学家把哲学奠基于抽象的思想世界,并在建构思想世界的过程中,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由此引发了哲学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危机。要想彻底解决哲学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危机,必须使哲学返回人的生活世界,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明显表现出瓦解思想世界之独立幻相、开启生活世界的意图。但是,费尔巴哈却无力开辟一条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因为他始终无法为自己的“感性哲学”提供一个真正的“感性基础”,他想要研究的“感性客体”本质上是一个“思想客体”。费尔巴哈不但没有瓦解作为思辨哲学之理论根基的思想世界,反而以隐蔽的形式构建着思想世界,从而使现实世界再度失落,使哲学的理论基础再度抽象化。然而,不瓦解作为传统哲学之理论基础的思想世界就不可能彻底克服传统哲学。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揭露了思想世界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源,从而历史性地终结了思想世界的绝对有效性,开启了生活世界的新哲学境域。在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视域中,最基本、最无可怀疑的实在既不是抽象的物质,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哲学的真正起点,既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当下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哲学理论基础的变革,总是关联着对人的重新理解。在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中,理性在对人的理解问题上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又是一种损失,因为人之存在的原始整体性被割裂了。当传统哲学家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并把理性置于人的等级序列的顶端时,人的感性的方面则被遮蔽、贬低了。因此,在传统哲学中,人的问题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是,理性至上的原则却使人陷入了抽象。针对思辨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试图开启一个“现实的人”的哲学新境域。这不仅从一个方面大大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思辨的唯心主义。但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不仅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更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以一种更符合人的生命活动性质的方式阐释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乃至整个传统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实现了哲学史上“人”的理解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场革命性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解人的出发点上,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哲学从意识出发去理解人的思想,确立了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去理解人的观点。其次,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马克思克服了传统哲学的现成论的思维方式,确立了辩证的生成论的思维方式。最后,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马克思扬弃了传统哲学的直观态度,确立了一种鲜明的实践态度。当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诉诸于一种“感性活动”时,人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自然界等等,都成为人理解自身的一面镜子。在这种多维理解中,马克思描绘了一张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关于人的“自画像”。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革命,瓦解了传统哲学所精心构筑的形而上学世界。形而上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共同课题。虽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面对的是同一哲学遗产,批判的是同一思想对象,但二者的批判视角或范式却截然不同:费尔巴哈集中体现为一种人本学批判,马克思则主要展现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诉诸于感性直观的人本学批判,费尔巴哈揭示了形而上学的人性根源,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认为主要的形而上学原则植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中。但是,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探讨撇开了社会历史进程,脱离了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他所理解的人性不过是抽象的人性。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传统形而上学,使它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这种批判本质上却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内部造反”。这种“内部造反”的消极后果就是对形而上学赖以生存的世俗基础的无批判性地辩护。正因为看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的这种历史局限性,所以,一开始就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是从一般的理论批判进一步跃迁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批判。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观念、思维方式、“解放神话”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不但洞穿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而且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源,从而为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即对社会生活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并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人本学批判到社会历史批判,实现了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批判范式的革命。马克思对形而上学进行社会历史批判的革命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局限于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或人性根源,而是意在表明:只有消解形而上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才有可能真正地消解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其次,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对人的形上追求的否定,而是揭示出人的形上追求深深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只有借助于现实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形上追求。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优于实践、静观高于行动的“理论”态度与“知识论”立场的批判。批判的理论目的是瓦解传统哲学所精心构筑的超感性世界,重建哲学的生活之根,以期为哲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为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选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最终为实现人类的真实自由开辟一条现实道路。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集中展现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变迁。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批判,首先是对传统哲学的直观思维的解构。在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哲学中,抽象思维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极致。费尔巴哈认为,抽象的思维自身是没有生命的,只有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的思维才具有客观性,只有在思维与直观相结合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因此,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感性直观的非中介性遮蔽了自然的属人性质,感性直观的纯客体性原则带来了人的主体性迷失,感性直观的非历史观点导致了历史唯心主义。这些理论缺陷直接根源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践“空场”。与思辨哲学的观念化的实践不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是一种“利己主义”性质的“饮食的实践”。针对传统哲学对实践的这种“不公正”理解,马克思从感性活动的角度科学地阐释了实践对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等的基础地位,并以此为依据将实践作为其新世界观的出发点,从而确立起一种与直观思维异质的实践思维。从本质上看,直观思维既是一种非历史的现成论思维,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并且固守着静观高于行动的“理论”态度,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维则是一种辩证的生成论思维,体现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态度。从直观思维到实践思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从而超越了整个“近代哲学的地平”,开启了“现代哲学的新地平”。
每一次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都会伴随着哲学之理论基础的革命。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阿基米德点”。哲学理论基础的合法性是哲学合法性的必要保证。传统的思辨哲学家把哲学奠基于抽象的思想世界,并在建构思想世界的过程中,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由此引发了哲学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危机。要想彻底解决哲学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危机,必须使哲学返回人的生活世界,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明显表现出瓦解思想世界之独立幻相、开启生活世界的意图。但是,费尔巴哈却无力开辟一条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因为他始终无法为自己的“感性哲学”提供一个真正的“感性基础”,他想要研究的“感性客体”本质上是一个“思想客体”。费尔巴哈不但没有瓦解作为思辨哲学之理论根基的思想世界,反而以隐蔽的形式构建着思想世界,从而使现实世界再度失落,使哲学的理论基础再度抽象化。然而,不瓦解作为传统哲学之理论基础的思想世界就不可能彻底克服传统哲学。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揭露了思想世界得以产生的现实根源,从而历史性地终结了思想世界的绝对有效性,开启了生活世界的新哲学境域。在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视域中,最基本、最无可怀疑的实在既不是抽象的物质,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哲学的真正起点,既不是抽象的存在,也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当下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生活。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哲学理论基础的变革,总是关联着对人的重新理解。在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中,理性在对人的理解问题上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又是一种损失,因为人之存在的原始整体性被割裂了。当传统哲学家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并把理性置于人的等级序列的顶端时,人的感性的方面则被遮蔽、贬低了。因此,在传统哲学中,人的问题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是,理性至上的原则却使人陷入了抽象。针对思辨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试图开启一个“现实的人”的哲学新境域。这不仅从一个方面大大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思辨的唯心主义。但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不仅把人理解为“感性对象”,更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以一种更符合人的生命活动性质的方式阐释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乃至整个传统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实现了哲学史上“人”的理解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场革命性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解人的出发点上,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哲学从意识出发去理解人的思想,确立了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去理解人的观点。其次,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马克思克服了传统哲学的现成论的思维方式,确立了辩证的生成论的思维方式。最后,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马克思扬弃了传统哲学的直观态度,确立了一种鲜明的实践态度。当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诉诸于一种“感性活动”时,人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自然界等等,都成为人理解自身的一面镜子。在这种多维理解中,马克思描绘了一张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关于人的“自画像”。
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革命,瓦解了传统哲学所精心构筑的形而上学世界。形而上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共同课题。虽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面对的是同一哲学遗产,批判的是同一思想对象,但二者的批判视角或范式却截然不同:费尔巴哈集中体现为一种人本学批判,马克思则主要展现为一种社会历史批判。诉诸于感性直观的人本学批判,费尔巴哈揭示了形而上学的人性根源,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认为主要的形而上学原则植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中。但是,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探讨撇开了社会历史进程,脱离了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他所理解的人性不过是抽象的人性。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传统形而上学,使它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这种批判本质上却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内部造反”。这种“内部造反”的消极后果就是对形而上学赖以生存的世俗基础的无批判性地辩护。正因为看到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的这种历史局限性,所以,一开始就对传统形而上学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是从一般的理论批判进一步跃迁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批判。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观念、思维方式、“解放神话”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不但洞穿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本质,而且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源,从而为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即对社会生活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并通过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人本学批判到社会历史批判,实现了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批判范式的革命。马克思对形而上学进行社会历史批判的革命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局限于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或人性根源,而是意在表明:只有消解形而上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才有可能真正地消解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其次,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对人的形上追求的否定,而是揭示出人的形上追求深深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只有借助于现实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形上追求。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优于实践、静观高于行动的“理论”态度与“知识论”立场的批判。批判的理论目的是瓦解传统哲学所精心构筑的超感性世界,重建哲学的生活之根,以期为哲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为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选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最终为实现人类的真实自由开辟一条现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