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已达到新阶段,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已不再适合我国发展要求,要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的发展,需转变生产方式,构建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新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是新形式下促进国家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保证,而金融是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中介,也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前提条件。传统金融机构主要对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代表新产业新动能的中小企业却被传统金融业排斥在外,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制约着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众、中小企业提供资金,鼓励金融创新,丰富市场层次,扶持新行业发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简述了相关文献,分析了我国总体层面和各省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情况: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近年来稳步增长,各省差距逐年缩小,各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但西藏、贵州两省进程落后甚至略有下降,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区位特点。在实证部分,基于中国2011年至2020年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本文构造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被解释变量用于代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三产业产值占比的加权平均值,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第三产业产值比第二产业产值。本文关键解释变量为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同时加入地级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效果的滞后性,本文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放入模型中,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著地推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二级指数都仅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当它们小于阈值时,回归系数较小、显著性较差,而高于阈值时较大;第三部门中介效应分析中,本文选取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的结果显示其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本文还利用三种稳健性方法进行了检验,分别是替代被解释变量,即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指标;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二期值重新进行分析;更换样本为省级数据进行分析。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全国金融均衡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化、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化和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等角度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产业结构推动作用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在数据选取方面,本文选择了地级市面板数据,相比省级面板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本文更看中省内地区之间的差异,结论说服性较强。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用实证检验了信用环境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