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有多处涉及个人隐私保护的规定。而2021年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的原则,确定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提前告知并取得个人同意的一般规定,保障了公民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各项权利,明确了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来促进个人隐私的保护。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的进程。但由于我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个人隐私保护本身的特殊性,再加之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导致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仍存在不足,仍然缺乏明确的个人隐私概念和公共利益评判标准,也没有完善的程序机制和配套救济措施。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实证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分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的现实困境,明确了相关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相关概念厘定不清、个人隐私保护程序机制不完善、救济制度无法满足个人隐私保护的特殊性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情,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经验,提出应明确个人隐私以及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的程序机制,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制度和事先书面告知制度;构建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的救济机制,包括健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诉前停止执行制度、完善实质性审查制度、设立独立的信息公开审查机构进行监督救济。以期缓解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个人隐私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促进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个人隐私保护。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国公民的安全和幸福感,保障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促使行政机关转变行政理念,确保其在行政工作中积极保护个人隐私,使政府更好地平衡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的关系,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符合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形成统一的标准,最终逐步实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