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委托制度广泛运用的今天,通过对北大法宝案例检索可以发现,行政委托急需相应必要的法律规制,但对其的规制仅仅依靠对委托主体规制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相较于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为,行政受委托主体作为行政委托职权的直接行使者,在行使委托的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更易产生违法行为并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危害。通过对我国理论界的研究、我国的现行法律规范与行政委托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针对行政委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不断扩张的社会趋势、规范行政委托已经迫在眉睫的形势,直接对行政职权的直接行使者——行政受委托主体进行规制更为便捷高效也更为必要。具体而言,对行政受委托主体权限与内容的法律规制上,即行政委托依据上,可不以法律依据为限,即不一定非要有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直接自己决定行政委托,行政委托协议与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可以成为行政委托的依据。对行政受委托主体范围的法律规制,以对行政委托进行分类为基点,初步提出一种对行政受委托主体范围适格性的分析步骤。在行政职权整体性委托下,受委托主体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两类:行政机关以及符合法律规定的事业组织。对于行政职权的阶段性委托而言,除包含根据当然解释而纳入主体范围的整体性委托下受委托主体外,公民,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也可以成为阶段性事务的委托主体。对行政受委托主体程序的法律规制上,在行政受委托主体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方面,应该加强监管,分不同情况来承担责任。对于行政受委托主体违法转委托问题,应当明确行政受委托主体就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是行政赔偿后的追偿对象。最后,在行政受委托主体责任承担上,现行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妥,现实的困境也并非责任的转移,而是委托机关承担责任后的法律制度构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继续健全完善行政内部追偿制度,避免行政受委托主体有权无责,滥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