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官方诏令公文,以君王的自罪自责之语为明显标志,是古代君主应对现实或舆论危机时做出的积极回应。革新政、平物议、纳谏言,罪己诏在历史中多次扮演着拯救危难、推进改革的重要作用。汉代是罪己诏文本的范式形成时期,历史上首篇正式的罪己诏颁发于汉文帝二年,自西汉至东汉发展过程中,罪己诏范式逐渐固定,并为后世所沿用。罪己诏产生之初受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以天人感应、天谴思想和天命观为核心的思想因素;第二是儒家经学受汉初大一统时代需要而逐渐走上政治舞台;第三是先秦时期“巫风”传统的延续。通过对汉代主要史籍中罪己诏的系统蒐罗与统计,两汉四百年间君王们竟然发布了 54次之多,可见“罪己诏”在汉代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汉代罪己诏主要是以应对灾异为主;君王的自责结合儒家德行言语的反思,达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罪己”效果,其最终的立足点不仅是对民生的积极救禳,更是起到安定统治的作用。此外,自西汉初至东汉末年,罪己诏已经逐渐形成固定模式、用语和文风特点。从引用经文入手对罪己诏文本进行历时性整理,可发现其与经学发展的脉络几乎一致,这反映了帝王对经学的接受。通过格式对比,可看出罪己诏呈现出罪己态度标签化、发诏缘由多元化和表述程式化特点。至东汉末年形成的文本范式,成为其后帝王罪己诏效法的固定模式。最后,罪己诏呈现出的这些变化,是与两汉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的,罪己诏是帝王和臣吏组成的中央权力集团维护政治稳定的手段,其背后体现两汉君道理想,即君权神授、德君仁政和以民为本。罪己诏呈现出这种变化,与东汉后期君道理想的破灭有关。当政治危机加深、君权式微时,对天命的强调会转为天命不存、五德终始,罪己最终走向禅让;当幼主实权被外戚、宦官把握,德君形象成为纸上空话,以德自罪便会流于范式;当民生问题积弊已久,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民众对朝廷不信任情绪加重,民众就会由君主守护的对象变为动摇朝政的力量。此时罪己诏无法完成稳定政治的使命,反而促进政权禅让,君道理想也就此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