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一个被无数译者崇拜的图腾,长期以来在文学翻译中占据着重要领地。尽管文学翻译的标准从忠实原意演化为过度忠实,但这些始终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上,即翻译是理想状态下单纯的语言转换。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它既是模仿,又是创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浪潮兴起,翻译研究开始从文化研究中吸取养分,将其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自七十年代末以来,翻译研究开始“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和美学模式和范畴,上升为一种文化反思。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关注的不再是译作和原作的“对等”,而是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对译作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译文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从中揭示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差异、碰撞和扭曲。本文正是在这些理论背景的关照下,借助比较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作者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研究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原文的替代、删改、增加和改创性意译等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切入点为文化,重点放在文化以及文化制约创造性叛逆的因素,辅以大量大卫·霍克斯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本文分析了创造性叛逆产生的根源,大致从以下两个大方面进行:首先,从译入语文化的读者角度,如译者出于对译入语读者或翻译目的的考虑因素;其次,从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角度,集中讨论了意识形态作为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原因,是如何操纵翻译过程的。最后,作者简要分析了霍译本中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其他原因,如赞助者、主流诗学等方面讨论文化对创造性叛逆的制约关系。本文最后得出结论:一、受译入语文化因素的影响,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灵活运用一定的改写方式,如替代、删改、增加和改创性意译。而这样的改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译文与原文背离。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于创造性叛逆研究的中心已不再是叛逆的现象,而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运用各种改写方式。二、由于霍克斯不仅处于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还处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中,受到目标语文化的影响,其对原作的改写受到目标语文化读者,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等的影响。所以为了使对文学翻译作品的研究更加客观科学,译者和读者的作用,以及文化的制约因素都应该考虑在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系统之中。三、译者对他们自己文化的解读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因素之一。受到英美力量强大以及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思想的影响,霍克斯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而忽视了源语文化,所以他遵循了译入语文化的规范,通过创造性叛逆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四、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过多的迎合译入语文化中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没有意识到译入语文化读者与源语文化读者的期待视野大相径庭。因此译入语文化读者没能获得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以及蕴藏在源语中文化的真正内涵。所以译入语文化读者对文化因素的印象和接受就受到损害,而不同于源语文化读者。五、对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可以预知其受译入语文化影响的翻译动机;可以显示东西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造成的误解和误读;可以使得译者的地位得到提升,翻译过程中的主观性得以显现;可以使得我们对翻译过程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激起人们对文化研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