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区域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缔结方兴未艾,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结陷入困局。国际投资协定正在由新自由主义范式向嵌入式自由主义范式转变,尝试在东道国管制权与投资者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当前中国与马来西亚相互投资受到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同调整,双边投资协定却明显落后于区域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在世界经济局势尚不明朗和马来西亚国内政治走向尚不明确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1988年）（以下简称“中马双边投资协定”）有必要紧跟国际投资协定转变趋势,结合中马两国相互投资的现实情况及缔约立场予以完善,为中国和马来西亚投资者提供更加全面稳定的保护,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相互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中马双边投资协定概述。国际投资具有跨国性,双边投资协定则是调整两个国际法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国际书面协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投资活动的换位思考,推动着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中马两国相互投资历史悠久,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两国相互投资角色已从单一资本输入国或资本输出国转向兼具两者的双重角色。在大国博弈、选举政治以及央地矛盾下,中马相互投资仍面临较大风险。第二部分,中马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与实践。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内容是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的直接依据,而不同仲裁庭对文本内容的区别解释也将直接影响案件的仲裁结果。中马双边投资协定在文本内容上体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我国首次被诉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Ekran Berhad v.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案（以下简称“Ekran v.China”案）,由马来西亚投资者以中马双边投资协定为依据提起,反映出该协定存在未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直接管辖权以及同意仲裁范围过小问题。第三部分,中马双边投资协定的问题分析。中马双边投资协定在文本内容设置上极力突出对东道国管制权的保护,但其部分条款表述模糊,在当前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下,不具有可操作性。缺失的国民待遇和防御性过强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得该协定投资保护水平不高,同时该协定在文本内容上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问题。第四部分,中马双边投资协定的完善路径。嵌入式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双边投资协定注重东道国管制权和投资者权利的平衡。在中马双边投资协定的完善过程中,应对协定条款进行准确表述,纳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并健全争端解决机制以提高投资保护水平,添加保护公共利益等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