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据作为民事诉讼的基础和关键,对于法官发现案件事实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证据裁判主义之下,法官根据当事双方对抗争论进行事实认定,当事人为了获得于己有利的裁判,一定会尽己所能收集证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而在证明案件事实的众多证据当中,书证作为证据之王,凭借其直接明确的特点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决定当事人能否胜诉的直接决定因素。因此,赋予取证人书证收集的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平等的诉讼地位决定了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一方当事人所持有的书证,能够较为容易的获取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各种原因,当事人之间的力量悬殊大,当举证人所需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所掌控时,举证人会因为证据收集能力弱或其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无法提交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这样就会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甚至要承担败诉的风险。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诉讼,如环境污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及劳动者侵权等纠纷的出现,这些纠纷的特点是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之间具有较大差距,关键证据经常处于一方当事人或者诉讼外第三人所支配,即所谓的“证据偏在”现象。为了确保当事人在公平的诉讼环境中进行事实辩争,书证收集权利平衡成为重点之一。尽管当存在上述情形时,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但是由于立法语义的含糊不清,导致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并不是很明确,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往往以当事人的申请条件不符合规定而拒绝调查。虽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设置了证明妨碍制度解决证据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下的举证难题。但是,并未对当证据在第三人控制下当事人该如何举证等问题进行详细规定。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通过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保障当事人在文书证据中的证明权,即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控制文书证据不予提供时,举证责任当事方通过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发布命令要求控制文书证据的主体予以提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民诉法解释》）首次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进行构造,但是由于其规定较为模糊抽象,仅要求当事人负担文书提出义务,而未将案外第三人归入义务主体。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民事证据规定》）对文书提出命令进行了相应的完善,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其文书提出义务的主体是单一的,其仅仅包括当事人。本文在分析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囊括的主体范围之上,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域外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相关经验,再结合我国法律语境,课以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保障,发挥该制度在我国应有的价值和功能。第一部分为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概述,诠释了第三人文书提义务的含义、性质,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赋予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法理基础和功能价值,使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存在具有合理依据,以及课以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所能带来的功能价值。第三部分主要考察我国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立法与司法状况,分析当前文书提出命令主体范围以及第三人义务存在与否,理清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在我国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主要是考察域外对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同点及差异,为我国赋予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提供参考。第五部分则是在前几部分的基础上设想我国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构造,比如在立法上对其进行具体明确规定和严格规定法律后果及制裁措施。但是第三人不仅仅只履行义务,其也应该享受应有的权利,所以赋予第三人救济权利也是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