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左琴科(M.M.(Зошенко)1894-1958)被誉为开创苏联讽刺幽默散文的先驱，是苏联文学中最负盛名却命运多舛的作家。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登上文坛并迅速成名，他的充满笑声的幽默讽刺作品风格独特，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然而，苏联文艺界对他的创作始终存在不同的评价，藏否兼有。从三十年代起，左琴科的作品就屡遭非议，1946年作家受到政治迫害，至此其文学活动几乎完全中断。　　纵向考察，如果说苏联文学界对作家的评论总是毁誉不一，那么在俄罗斯新的文学时期，幽默讽刺大师左琴科在苏联文学史中的地位、创作的独特性和对俄国幽默文学的贡献，则已在当代俄罗斯的左琴科研究者中达到共识在吸收多学科理论的前提下，左琴科研究的思路方法及手段开始呈现多元化态势。　　在中国，从鲁迅开始左琴科的作品便陆续介绍到我国，五十年代由于受到苏联对作家的大批判的影响，我国中断了其作品的译介和出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俄罗斯"回归"文学大量传到我国，我国俄苏文学界才逐步恢复翻译其作品，对该作家的研究开始起步并取得一些成果。但相对于中国学界对其他俄罗斯作家的研究，左学的研究是迟到的，并且明显势单力薄，同时还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　　从俄中学界对左琴科创作的诠释来看，本人认为:无论是关于其内容，还是其形式都有进一步探索发掘的余地，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某些问题还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值得思考的是:作家的作品至今仍不断再版，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屡受官方指责和批判的作家在民间备受欢迎，并且这种喜爱经久不衰;是什么引起读者的共鸣;作家世界观与艺术观的相互关系如何;民间文化形态与作家创作有着哪些潜在的契合点，这些都成为本文关注的问题。　　文本的多元性为阐释者的解读提供了各种可能，而每种释义都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并且也都存在着未完成性，误读与未完成性促使后来者对文本的再审视、再理解，阐释活动是永无止境的。当代文艺学主张对话，各种变化的理解在对话互动中使文本意义的深度和广度得以不断开拓。鉴于此，本人认为，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新的角度进一步诠释左琴科创作是必要的，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作家的解读，对国内的左学研究起到有益的补充。同时也衷心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和读者的兴趣。　　前人的研究成果给本论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与理论资源。但是本论文相异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不以左琴科的整体创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侧重点放在代表作家最高艺术成就的幽默讽刺中短篇小说上，由此纵深发掘作家的创作特色。　　第二，尝试以新的路径展开对左琴科的研究。对于左琴科与民间文学、民间诙谐文化的关系问题曾有研究者提及，但仅限于只言片语，对此学界还没有一个全面、详细的探究。因此，本文尝试把作家的幽默讽刺创作与俄罗斯民间笑文化联系起来，在民间笑文化的背景中剖析作家作品，研究文本的风格、体裁、题材、人物刻画、叙事话语等方面所蕴涵的民间笑谑传统以及作家的创作立场和价值意义。　　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简述本论文的选题原因与课题解读、研究对象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理论资源与方法。　　第一章在历史背景下探索作家文学创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家的历史境遇和早年的民间生活经历成为其写作的基础和资源，他为开启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民间审美空间，民间立场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各方面。本章分别分析了左琴科民间立场的成因、民间价值对文学叙事的渗透给作家带来的成功、特定政治历史环境对作家创作自由的扼制以及作家对民间立场的坚守。　　第二章从三方面研究左琴科对人物的塑造问题。首先分析活跃在作家笔下的各色人物与民间笑文化中传统形象的类同性，具体来看，傻瓜、骗子、小丑这些民间笑世界的主角或是作为小说故事层面的人物、充当叙述焦点出场，或是作为故事讲述者、担当叙述声音出场，这些耳熟能详的传统形象在左琴科的作品里经过转换又获得了显而易见的现实批判意义;其次，在对左琴科人物众生相的进一步剖析中，可以发现作品中的喜剧形象有着与民间诙谐文化形象相似的文化特征，作家以讽刺的态度赋予他们自嘲自贬、自吹自擂与自我暴露的否定性特征;最后讨论作家对底层社会边缘人的描写，边缘人作为一个始终存在的社会弱势群体，作家努力彰显社会生活中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了的弱势群体的本真状态，再现出一个真实的民间底层社会，左琴科在人性批评的同时，更有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第三章首先说明作家的幽默讽刺属于笑谑式的讽刺，而笑谑式的讽刺不同于疾声厉色的严肃讽刺，它是有着民间渊源的反讽。左琴科的反讽叙事主要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视点反讽和讽刺性摹拟等方面，左琴科的反讽生成一个独特的喜剧世界，他以诙谐含蓄的审美方式对待生活中的愚蠢和鄙俗，在谐趣横生的笑声中释放出引导性的力量。　　第四章继续以俄罗斯民间诙谐文化中的各种因素作为参照系来诠释左琴科的笑艺术创作，先后探讨了左琴科叙事假面与民间笑文化面具的联系，无论是民间节庆游艺者、傻瓜还是江湖艺人和圣愚，还是作家左琴科，他们的面孔与面具都具有表里不一的对立性，揭开面具认识其真面目是解读左琴科的基本路径。此外，左琴科继承了民间笑文化中面具的讽刺功能，他在假面的背后揭露讽刺，表达着作为人应有的的思想价值。此外，作家对历史的书写再次体现出其鲜明的民间立场，历史作为被表述的文本，不同的叙述主体对历史有不同的阐述，左琴科突破了历史固有的叙述模式，在民间视阈之下重构历史场景，以民众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味来看待和戏谑历史往昔的荒谬。分析作家作品的民间构图，还可以看到其创作呈现的诸种民间节庆广场特征。作家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开拓出了一个自由活泼、反规范的民间广场，他将广场的语言融入到语言的创作中，从而真实再现了庶民百姓的语言，作品里的复调因素和双声语特点蕴含着作家的对话精神及广场意识。　　第五章分别论述了不同主体对笑的态度。笑始终与民间相生相和，它在民间有着自由繁衍的空间。然而笑所包含的讽谏意味、渎神游戏以及对等级制权威的冒犯，致使它必不为官方所容。左琴科的笑符合了大众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积淀，受到平民大众的欢迎，也由此注定遭到官方的排斥。总的来看，左琴科认识到笑的非中立性，反驳对笑的传统谬见，将自己的作品定位在喜剧文学上，其笑具有民间的笑谑品性，包含着笑与泪、否定与肯定的双重性、全民性和包罗万象性的等一系列特征。　　本论文的尾声是结语。笔者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作家辩证看待经典文学遗产，反对对它的盲目仿效，对新时期、新文学的把握促使他将眼光投向民间，汲取民间诙谐资源。其次，民间笑文化形态是作家创作风格的原点，传统笑因子在作品各个层面的融入使作家的创作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认为，左琴科的幽默讽刺创作得益于民间笑文化，对民间笑文化的趋同性决定了他的艺术魅力和创作成就，而民间文化在其创作中也得到积极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