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我国从高铁刚刚起步到如今从世界范围内脱颖而出,期间经历了无数风雨,最终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截止当下,除西藏、宁夏外所有省份的大部分城市均已开通了高铁,绝大部分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也均以纳入高铁开通的规划之中,东密西疏的高铁网线已经呈现在中国的疆土之上。高铁的开通大大减少了达到异地所用时间,使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资本、人力等资源的流动速度加快,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对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的融资需求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上市来进行融资以缓解企业现金流不足的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深沪两所上市的企业不到4000家,与数以千万计的企业相比略显得九牛一毛。尽管目前企业进行融资可以选择直接和间接融资等多种方式,但是其实际管理人还是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融资压力。与此同时银行更偏好于国有企业或者是现金流丰厚、运行良好的企业发放贷款,然而这样的企业往往表现出融资意愿不强烈,反而那些有强烈融资欲望的企业会表现出更大的融资压力。与国外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落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大,因此探索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的融资约束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上市公司所在地高铁开通这一外生条件为出发点,选择2009-2018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究上市公司所在地的高铁开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建立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将高铁开通这一哑变量纳入模型当中,利用GLS和固定效应回归来探索高铁开通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另外本文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利用平行趋势假设和安慰剂检验对多时点双重差分进行可行性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同时,以此为基础,本文从融资方式方面探讨了高铁开通对企业所面临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直接融资而抑制企业的间接融资。其次,本文按照地理特性、企业组织结构两个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类并研究。第一,按照我国的地势并结合高铁建设对地形的要求将全样本按地势的三大阶梯地区进行分组并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二阶梯地区开通高铁对融资约束并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第三阶梯地区的高铁开通对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第二,本文将全样本按照企业的组织形式划分探究高铁开通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具有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并且对中外合资企业的缓解作用要大于国有企业,而对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缓解作用。最后,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程度、资源获取能力两个内部环境探讨了高铁开通对我国上市企业所面临融资约束的影响。第一,利用上市公司是否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第三方审计来表示信息不对称程度,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第三方审计意味着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聘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第三方审计代表信息披露质量较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结果发现聘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所在地开通高铁对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第二,本文以员工学历表示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员工学历越高表示其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并以企业员工学历形式分组,探究高铁开通对资源获取能力差异的企业所面临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企业全部员工学历均为硕士及硕士以下的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但是对企业员工学历仅为本科及本科以下和企业员工学历博士及博士以下的企业不具有明显缓解作用。本文将高铁开通这一事件与融资约束结合,探究内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融资约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同时也为高铁开通的经济结果提供了微观企业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可以利用高铁的优势,吸收资本、吸引人才,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借助高铁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获取更多有关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投资回报率;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可以充分利用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高铁网线,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做好企业发展的后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