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城市商务成本高踞困局正以“面广量大地进行社会透支”的显著特征以及快速增长和蔓延的态势,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凸现出来,成为城市治理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不可回避和亟待破解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许多城市,住房、原材料和诸多社会商品的价格持续走高,共同推高了社会的总体成本。城市商务成本走势全面向上,社会生产生活高位运作,创新创业风险加大,企业居民生存环境恶化,以公共财政的拘谨、社会福利的逼仄和城市活力的颓靡作为代价,更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是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商务成本高地,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并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立足新时代城市战略定位,对我国一线城市商务成本高踞困局进行全面而有深度的探索,正视城市商务成本畸高问题,明晰政府调控商务成本的责任。全文共七章,分为五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城市商务成本高踞现象的“全景式”概览。第一章介绍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梳理和评析已有文献、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实事求是地列出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介绍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重点是城市商务成本的内涵界定,有三个要点:强调商务成本的区域性;强调商务成本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市场的概念,而涉及到整个城市要素;商务成本是外部性成本,生产成本等内部成本不列入考察范畴。二是一线城市商务成本的基本判断。第三章将商务成本问题嵌入到整个社会发展背景中进行多方面分析,尽可能反映出抬高商务成本多重因素——除了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有市场和政府行为、城市空间布局模式等不同程度的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完善的指标体系,并诉诸相当数量的理性和感性材料,从税收、房价等考量指标,客观呈现当前我国一线城市商务成本的高低水平。结论是,一线城市已经先于国内其它城市,陷入了“高成本”困局:一线城市各项商务成本水平在国内遥遥领先,居高不下,甚至赶超纽约、东京、巴黎等全球城市;但企业的利润、职工平均收入仍然较低,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和商务成本水平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形成较大的落差。三是一线城市商务成本高企的弊端梳理。除了从传统的经济发展角度看待问题,第四章重点从社会创新以及城市伦理等多个角度透视商务成本高企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影响城市企业和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创新创业人才与初创企业;中观层面影响城市资本的配置效率和凝聚效果,影响经济产业结构分布;宏观层面影响城市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构建、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价值的体现,并从中透视政府采取措施调控商务成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四是政府调控商务成本的必要性分析和对当前成本治理工作误区的反思。首先回答“政府为什么要调控商务成本”这一问题,认为政府在降低“商务成本”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保障众人利益的迫切需求、消除制度性干预的必然要求,也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逻辑。然后结合实际情况,指出调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商务成本认识不足、治理方式表面化、治理视角缺乏整体性、治理动机存在功利化倾向等,直接影响调控效果。第五章将详细分析以上内容,以明确政府的治理方式、把握成本调控力度。五是政府调控商务成本的责任及限度厘定。第六章给出较为清楚而管用的政府平抑城市商务成本的“责任清单”,包括采取打造简约高效政府以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干预、强化政府监管责任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等措施。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及仍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将在第七章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