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入初期,并购业绩承诺充分发挥了激励作用,达到了提高并购绩效的作用,但近年来高承诺、高估值以及高商誉的并购事件频发,商誉减值的计提大幅提高。相关学者研究发现,业绩承诺的签订未能使交易对价反映真实水平,甚至推动交易对价的上升,使高额溢价确认为商誉,为商誉减值埋下一定的隐患。因此,本文从业绩承诺的角度出发,探究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以筛选后的2011-2020年期初具有商誉净额且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2,835个公司——年度样本,基于文献分析法及实证分析法,分析并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签订业绩承诺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可能性及金额更高;同时企业业绩情况、“洗大澡”动机、资产负债率等的变化可能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2）在政策变更后、非国有企业、低审计质量以及高信息透明度分组中,签订业绩承诺对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作用更大。（3）盈余管理在签订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由于业绩承诺的存在,标的资产管理层可能通过盈余管理达成业绩承诺的要求,避免进行业绩补偿,而购买方可能为避免自身股价受到影响可能与之合谋,从而减少了商誉减值的计提。（4）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可能性越低;业绩承诺完成度越高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可能性越低。经进一步分组研究发现,在业绩承诺完成度在100%-110%之间,业绩承诺完成度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购买方及监管两个角度提出研究建议。基于购买方视角,加强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合理评估业绩承诺的可实现度,对标的资产管理层适时提供相关激励政策;基于监管视角,学习西方国家或有对价的制度优势,增强对标的资产原股东的激励作用,完善业绩承诺机制,强化业绩承诺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