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僵尸企业”、“产能过剩”、“投资增速下滑”等词频频出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主要供给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供给的无效率,更具体地,是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对企业而言,投资是其利润增长的直接来源,投资效率的高低将影响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对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重心之一。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众多因素中,税收因素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一方面,企业从成立之初起,便要承担纳税的义务。本质上,税收是政府持续地从企业经营收益中“无偿”取走的份额,税收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和生产经营;另一方面,税务部门代表国家对企业应缴的税费进行征收管理,使得税务部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特殊的“股东”和外在监督力量,从而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活动同样会对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带来影响。财政部部长刘昆曾经提出,“力求通过财税政策,倒逼企业化解过剩产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标”,这进一步说明了税收因素在提高企业要素效率方面确实可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基于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的背景下,本文从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细致考察了税收负担、税制改革以及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以期在理清税收因素微观影响逻辑的基础上,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完善以及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本文首先从税收负担、税收政策改革和税收征管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税收因素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文献,整理了相关的理论逻辑。其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为对象,考察了增值税负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证实了对企业进行税收激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和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自然实验,本文探讨了具有减税性质的税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并就可能的作用渠道以及政策效果的持久性进行了检验。最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002年所得税分成比例改革所导致的国税局与地税局税收征管力度存在差异的事实,本文分析了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力度的变化是否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通过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到了如下的相关结论:第一,增值税实际税负的上升不仅会减少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更会导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投资不足的非效率状态,而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中。从作用机制来看,投资不足这种非效率的产生是因为高增值税税负加剧了企业的资金约束以及降低了企业的实体资产回报率。进一步地,当增值税实际税负增加时,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的偏向,金融资产类投资的幅度和比重大幅提高,损害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增值税具有多档税率的税制安排,对增值税实行多档税率的简并改革将有利于刺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的程度。第二,具有减税性质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减税能够减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和减少企业的逃避税行为。不过,减税提振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的企业中存在。除此之外,分位数回归发现,当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很低和过高时,减税激励并不能发挥出明显作用,企业投资效率的整体提升还需要其他相关政策的协同跟进。从动态趋势来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所得税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但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增强。第三,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强度的弱化会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强制性税收征管具有公司治理效应,而税收征管力度的放松使得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增加,进而导致其投资效率下降。分样本回归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位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的投资效率对税收征管活动更为敏感;除此之外,税收征管还具有一定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对处于经济周期上行期的企业来说,税收征管的强化能降低其非效率投资程度,避免投资过热。不过,不同于来自税务部门的强制性税收征管活动,柔性税收征管的激励特征更加明显,进一步以2014年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自然实验刻画柔性税收征管的分析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