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遭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恰当地理解和诠释中国历史文化成为中国学者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至20世纪，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反思历史文化诠释活动，以为恰当地理解和诠释历史文化提供学理依据。这使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世界中涌现出多种历史文化诠释思想，钱穆的历史文化诠释思想即是其中之一。立足于钱穆的著作和他生存的时代背景，系统地梳理、研究和考察钱穆的历史文化诠释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诠释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也能够为中国诠释学研究提供思想资源。
　　“救国保种”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本应是其自我更新的过程，但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它逐渐背离了自身。“尽变故常”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救国保种”所救所保者即所要“尽变”之“故常”。在此意义上，以“尽变故常”为手段来实现“救国保种”的目的即成为一种悖论。如何在“尽变故常”之外，重新找到一条文化自救之路，遂成为钱穆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钱穆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本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观念、话语体系和历史文化诠释系统，但在“尽变故常”和“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语境下，它们逐渐被现代西方观念、话语体系所取代。这使中国旧有经典、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诠释困境之中。为走出此困境，钱穆对历史文化诠释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在追求“通识”的史学研究中，通过继承和反思中国诠释传统，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诠释思想。
　　钱穆始终坚信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的精神、观念话语体系和学术研究范式，所以，他虽接触到了西学，但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心物合一”、“仁智合一”、“群己合一”、“言意合一”、“知行合一”等思想观念作为理论基础来建构其思想体系并思考历史文化诠释问题。他通过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诠释传统的核心精神乃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此人文精神正是在中国古人思考天人关系，即自然与人文关系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由此人文精神、人本主义精神又演出历史精神、融和合一精神和教育精神。在钱穆看来，这四种精神源于儒学与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
　　钱穆认为，在中国历史文化诠释传统中存在古今之争与汉宋之争。古今之争所彰显的问题在于，历史文化诠释究竟当遵循传统，还是观照当下。为调和和会通古今之争，钱穆提出了“复古开新”的历史文化诠释观念，强调历史文化传统的更新和学术思想的创造当建立在正确认识和重新诠释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在钱穆看来，复古之中必有开新，开新又当复古。由此，遵循传统与关照当下在历史文化诠释活动中即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整体。汉宋之争所彰显出的问题在于，历史文化诠释究竟当以心性义理为中心，还是当以社会实践为中心。为调和和会通汉宋之争，钱穆重新梳理了源于孔子的两大学术传统：一为注重个体生命修养和义理阐发的心学传统，二为注重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的史学系统。在他看来，两者在孔孟那里是一个统一整体，且心学为史学之本。由此，他强调历史文化诠释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创造出有德性而对人类大群的演进与发展有益的伟大人物。这种观念接续了宋学传统。但钱穆并没有完全遵循宋儒通过构建形上本体和创建理论体系来阐扬和诠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诠释路径，而是强调心性本体与人文大道即寄寓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中。由此，他强调要立足于历史事实，在历史文化演进的脉络中，认识、把握和阐扬自然真理与人文真理。所以，他将宋明儒重视的人心之所同然视作历史心和文化心。
　　钱穆历史文化诠释思想不仅关注社会群体文化的更新与创造，还关注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完成，所以，他强调历史文化诠释要在肯定个体历史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在历史文化演进中起主导地位的一贯精神。在钱穆看来，历史既是人类大群的人生经验，也是生存在此历史文化传统中每一生命个体的人生经验，对待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的态度就是对待自身生命的态度。由此，钱穆强调要对本国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甚至主张在历史文化诠释中要注重主观情感的投射。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客观地把握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及其一贯精神。正因钱穆认为真理即寄寓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中，所以他新创了“思想线索”的历史文化诠释方法，强调通过实证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来把握人生真理与寄寓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贯精神。
　　钱穆的历史文化诠释思想中还包含一种别具特色的文本诠释观。钱穆立足于其心性观，肯定了语言文字之于人文演进的意义与价值。在他看来，语言文字是历史心与文化心积存与传达的媒介。这意味着理解和诠释历史文本是历史文化诠释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他强调理解和诠释历史文本的过程就是成就和完成自家生命与古人生命、延续和拓展历史文化大生命的过程。正是在文本诠释中，诠释者的生命才与古人的生命实现了融合会通，也才使历史文化大生命在当下的人文生活中得到呈现和拓展。由此，钱穆强调在历史文本的诠释中，应将“作品与作者合一”、“诠释对象与诠释者合一”、“言行/知行合一”作为诠释原则。此三者规定文本诠释不仅要考证文本的真实性，释通文本的语义文义，了解和把握作者的时代精神、德性与作意，诠释者亦须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并在社会践履中彰显和践行文本所蕴含的精神与意义。在此意义上，文本诠释活动就与个体生命的生存活动成为一个整体。作为史学家，钱穆又认为，历史文本所蕴含的精神与意义不仅寄寓在文本之中，还蕴含在历史文化之中。因此，他主张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脉络中理解和诠释历史文本。这种诠释方法继承并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兼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经典诠释方法，是一种兼具传统与现代意蕴的历史文本诠释方法。
　　钱穆将此种诠释思想和方法应用到了他的经典诠释实践之中。他在其经典诠释的代表作《论语新解》中使用了简单易懂的文言，并在每章后添加了“白话试译”，试图借此来消解传统观念话语体系与现代观念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诠释《论语》重在揭示和彰显《论语》与孔子本意，但又深知经典诠释必须扩展经典的意义，所以他借助“按语”来区别孔子本意与自己的新义，以实现“尊古”与“创新”的双重诠释目的。在诠释方法上，他使用了“义理、考据、辞章兼重”、“以史释经”、“思想线索”等经典诠释方法。这些经典诠释方法有对中国诠释传统的继承，也有他自己的新创。
　　在传统与现代趋于断裂的20世纪，为重建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很多中国学者都有自觉讨论与反思历史文化诠释活动的意识。科学实证派与现代新儒家是较为突出的代表。前者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为本，试图为历史文化诠释建立一套科学的方法论，后者则高扬道德主义精神，试图从哲学入手为历史文化诠释提供一套极具哲学意味的理论体系。钱穆注重考据实证的诠释观颇与科学实证派相通，但他反对借助科学方法推翻寄寓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意义。钱穆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的诠释观又与现代新儒家颇为契合，但他反对借助哲学思辨和理论建构来诠释历史文化，认为应在历史文化演进的脉络中理解和诠释历史文化，以避免历史文化诠释趋于玄虚。
　　总言之，中国诠释传统在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多种面向，衍生出多种诠释思想。这些诠释思想虽不可称之为诠释学理论，但都各成系统，具有一贯的精神。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共同构成了中国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化图景，可为中国现代诠释学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钱穆作为现代史学大家，对历史文化诠释活动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对其历史文化诠释思想加以全面、深入的梳理、讨论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