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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德行纯备,材兼文武,出为名相,处为名贤,进退安危,不易其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光明磊落。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其《岳阳楼记》千载传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感召无数仁人志士。而其多方汲引士儒,更是被誉为“百世之师”。范仲淹作为能臣、名贤、文士可谓誉满天下,然其学术精神,因资料零散,学人罕能窥其堂奥,不免留下遗憾。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范仲淹的易学思想为研究主题,力图呈现范仲淹易学思想的渊源、内容及其贡献,以促进学界对范仲淹学术思想体系的认识。
范仲淹现存的易学论著主要包括《易义》《四德说》和一批取题自《周易》经、传的易学律赋;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有数十篇诗文也涉及到对《周易》的诠释。在思想渊源上,范仲淹主张“专师圣人之意”,并从王弼等前贤的易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对于《易》之作者,范仲淹认为《周易》经、传皆为“圣人”所作;对于“易”之三义,他专取“变易”一义。另外,在范仲淹眼中,《周易》是一部阐述“君子”之道的说理之书。
在易学诠释上,范仲淹秉承着《易传》解《易》的精神,不重训诂,专阐儒理。其所常用的解《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以二体说解《易》、以时遇说解《易》、以爻位说解《易》、引儒经解《易》、援史事证《易》和两卦对比见义。
范仲淹易学诠释的核心内容在于初步建构了一套以“复行王道”为旨归的“明体达用之学”。在“明体”方面,范仲淹认为,要“成德于其内”,主张亲“仁”、居“诚”,追求“孔颜之乐”的道德境界;在“达用”方面,范仲淹忧国忧民,极为强调“损上益下”的民本思想和“为天下而新”的改革思想。当然,与其所仰慕的“古仁人”一样,范仲淹“明体达用”之学的最高境界是达致“天人会同”。
总的来说,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从易学史的角度看,范仲淹最先在解《易》过程中扫除玄理、畅以儒理,开义理易学儒理宗之端绪;第二,从时代文化变迁的角度看,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支撑着他举起排抑佛老、宗经尊儒的大纛,为宋代经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范仲淹现存的易学论著主要包括《易义》《四德说》和一批取题自《周易》经、传的易学律赋;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有数十篇诗文也涉及到对《周易》的诠释。在思想渊源上,范仲淹主张“专师圣人之意”,并从王弼等前贤的易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对于《易》之作者,范仲淹认为《周易》经、传皆为“圣人”所作;对于“易”之三义,他专取“变易”一义。另外,在范仲淹眼中,《周易》是一部阐述“君子”之道的说理之书。
在易学诠释上,范仲淹秉承着《易传》解《易》的精神,不重训诂,专阐儒理。其所常用的解《易》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以二体说解《易》、以时遇说解《易》、以爻位说解《易》、引儒经解《易》、援史事证《易》和两卦对比见义。
范仲淹易学诠释的核心内容在于初步建构了一套以“复行王道”为旨归的“明体达用之学”。在“明体”方面,范仲淹认为,要“成德于其内”,主张亲“仁”、居“诚”,追求“孔颜之乐”的道德境界;在“达用”方面,范仲淹忧国忧民,极为强调“损上益下”的民本思想和“为天下而新”的改革思想。当然,与其所仰慕的“古仁人”一样,范仲淹“明体达用”之学的最高境界是达致“天人会同”。
总的来说,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从易学史的角度看,范仲淹最先在解《易》过程中扫除玄理、畅以儒理,开义理易学儒理宗之端绪;第二,从时代文化变迁的角度看,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支撑着他举起排抑佛老、宗经尊儒的大纛,为宋代经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