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理念、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当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为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重要罪名,理应得以重视。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过程中,暴露出了本罪存在的种种规范与实践问题,使得本罪之缺陷得以集中呈现。从整体上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与实践变动中都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风险控制和事前预防倾向,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刑法色彩,而这在令本罪得以逐步激活的同时其所内蕴的不当扩张风险也令人隐忧。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与完善,但是相应的变动并没有能够实现对于本罪现存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研究仍然有着深入开展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变动过程之中考察问题之所在,探讨如何在充分实现控制和预防效果的同时,有效约束其本身内在的刑法风险。除引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共三万三千余字。第一部分: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界定。将梳理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观点,明晰“风险”概念的准确内涵,以此作为分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变动过程并考察本罪问题的理论来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观点,即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当有限借鉴风险刑法理论,在追求预防效果的同时不应脱离刑事司法的理性立场。第二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变动过程中的预防倾向。将分别从规范与实践两个层面考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变动情况:在规范层面,本罪的构成要件逐渐放松;在实践层面,本罪从空置的状态中得到实际激活。两个层面的变动共同体现出风险刑法理论在本罪之中作用的发挥。第三部分:风险刑法视角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范问题考察。将从风险刑法的视角出发考察本罪法律规范层面的问题所在,本罪包括法益、主观要件等在内的构成要件的模糊,以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之间界限的混乱都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度膨胀,对罪刑法定原则带来侵蚀与破坏。第四部分:风险刑法视角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实践问题考察。情节轻重衡量标准的缺乏导致了罪刑轻重的任意性,同时因果关系的认定困境也为本罪的准确适用带来了困难,二者都对刑法的确定性带来了破坏,也给刑罚权的不当扩张提供了空间。第五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范适用的价值遵循。将针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现实缺陷提出本罪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坚持的价值取向。本文主张对预防效果的追求与对司法理性的坚守不可偏废,在采取诸措施保障预防效果的发挥时,也要坚持刑法的最后性立场,协调刑事政策与司法解释的影响。第六部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范适用的路径探究。对于本罪规定模糊的诸要件,本文认为在当前的立法情况下,仍然应当坚持本罪的主观要件为故意;本罪保护之法益为公共卫生秩序;本罪的因果关系应当结合具体事实和情境进行细致认定;同时,应当综合采取多重手段以保障本罪适用的预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