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提高,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近两年,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审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调整,在刑法领域,2021年3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也对涉野生动物类罪名做出了调整。将针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实施的“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等客观行为变更表述为“危害”,并增加罪名对非珍贵、濒危陆生野生动物进行保护,体现了刑事领域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逐渐扩大。刑法作为所有部门法的后盾,及时更新完善有利于为其他法律规范提供保障,共同发挥保护野生动物的作用。但从我国刑法保护野生动物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现状分析,野生动物类犯罪被设立在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体现的更多是对秩序法益的保护。生态保护法益未受到足够重视,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被忽视、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处罚方式与一般经济类犯罪无差异等问题,难以真正发挥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作用。只有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的法益论,才能解决刑法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存在的问题,指引法律体系的完善。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通过认真分析我国刑法体系保护野生动物的理论和实践现状,指出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比较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完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相关措施,以健全野生动物法律保护体系。第一部分简要概述我国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现状。违反相关行政法律法规是构成野生动物类犯罪的前提,刑法的规定必须以前置法为基础,立法目的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对刑法相关罪名和案件的研究分析,目前刑法保护野生动物仍存在很多问题。第二部分在前一部分分析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一是刑法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观念上未完全贯彻生态整体主义,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不足。二是刑法对所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设置不合理,体现在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地位认定混乱、保护野生动物种类狭窄、忽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等对象设置问题,以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规制有限。三是仅以被危害野生动物的数量作为犯罪情节的认定标准,科学性不足。四是处罚类型不够丰富,不足以应对该类犯罪不同于一般经济犯罪的特殊性,难以起到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第三部分通过对部分域外国家先进立法经验进行梳理,借鉴其科学的立法理念。大多数国家采用动物福利论指导立法,将虐待、伤害野生动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且保护对象种类丰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也予以保护,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在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区分保护。处罚方式多样化,规定了动物救助、生态恢复等方式。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措施以解决我国目前刑法保护野生动物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坚持生态整体主义的法益论,重视对生态法益的保护。在此基础上,采取全面性、区别性、科学性、恢复性相统一的保护措施。具体体现为对保护对象和规制行为规定的全面性、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保护的区别性、运用“量比标准”提升定罪量刑的科学性,以及完善处罚机制发挥刑法对生态资源的恢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