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已成为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政府的组织领导则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根本保证。本项研究旨在利用新制度经济学、治理理论等前沿理论，深入分析和研究政府干预存在的困境，力图发掘造成这些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以此对政府干预艾滋病防控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本项研究以制度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从我国政府干预艾滋病防控的必要性分析入手，指出了艾滋病的传播机制、流行特点、危害以及政府干预的逻辑起点和公共经济学理由；通过对我国艾滋病防控政府干预的现状进行横向和纵向阐述，归纳出我国艾滋病防控政府干预的现实困境，并对其进行归因分析；最后对我国艾滋病防控政府干预进行了改进取向展望。本项研究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时效性。本研究运用前沿的理论工具，结合最新的艾滋病疫情检测情况，防艾工作进展情况，紧盯政府在艾滋病工作中的最新动态，并收集了大量真实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二是有用性。本项研究有较大的社会价值，有较强的研究意义。本选题密切联系当前我国政府工作的热点、难点，并且笔者多次深入到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医务工作者中进行实证调研，了解基层的真实需要，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数据。三是可操作性。本研究综合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提出了鼓励NGO参加的多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加强防艾政策的执行监督力度等可行性的思考和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政策建言方面，提出了诸多个人见解。针对艾滋病防控政府干预的四个现实困境，分别提出了完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构建多中心的行为干预模式、引导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强化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四个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当前行为干预争议最大的问题上，例如政府该不该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该不该鼓励吸毒者接受镁砂酮疗法，该不该推行清洁针具计划等，笔者创造性的提出了多中心的行为干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