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降,国际地缘政治呈动荡不安之势,各国的石油需求越来越旺盛,石油价格一路飙升。此种局势下,国际社会各成员国都将维护持续、稳定、充足的石油供应作为重大的战略任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石油企业从事境外勘探开发活动有其正当性。而就其投资模式讲,主要有租让制合同模式、产品分成合同模式、服务合同模式、联合经营合同模式等。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境外勘探开发投资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在石油境外投资的生命周期内,也遭遇了特殊的法律障碍。即进入前的市场准入障碍、经营过程中的政府违约、争端发生后的解决障碍等。第一道法律障碍是石油领域的市场准入制度。东道国对石油投资准入的管制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对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比例加以限定、对石油投资准入范围加以管制、对外国石油公司的履行要求加以规范、对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准入审查等。通过对典型国家石油市场准入制度的分析发现,石油市场准入制度与该国资源丰富度存在天然联系;石油市场准入制度兼具防外和管制之功能；石油市场准入制度对环境要求较高；石油市场准入制度中日益蕴含国家安全风险。晚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石油市场出现了开放程度向上增加的趋势。为了突破石油市场准入障碍,中国石油企业应做好法律尽职调查、加快石油企业的体制改革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开展环境外交；中国政府应适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境外石油勘探开发、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同时作为东道国,中国应对石油领域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进行修正,适当变通石油合同模式、简化审批程序、引入石油勘探开发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第二道法律障碍是石油领域的政府违约。其特殊性体现在违约载体是格式化的国际石油合同。经济条款、管理条款、法律条款、稳定条款以及重新谈判条款都具有定型化特征；根据《国家的国际不法责任条款》(草案),东道国违反国际石油合同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一项国际不法行为,从而也无需承担国家责任。但在三种情况下国家责任会产生。即违反国际石油合同且拒绝司法；违反国际石油合同且未履行条约义务；违反国际石油合同且构成非法征收。为了防范政府违约风险,中国石油企业可利用稳定条款和重新谈判条款、增加国际石油合同的利益相关者；中国政府应适时转变在国际石油合同上的传统立场,制定专门石油立法、设立政府专门机构、给予财政、税收直接支持、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而鉴于政府违约争议常因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劳工保护规制、税收规制引起,中国可以利用国际石油合同中的稳定条款以及双边投资协定,对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税收条款予以明确规定,避免中国政府成为政府违约的被诉对象。第三道法律障碍是石油领域的争端解决。其特殊性在于,由于国际石油合同争端解决条款的救济乏力,从而必须更倚靠双边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条款来解决石油投资争端。比较《能源宪章条约》下的几种仲裁机制可知,ICSID仲裁是石油境外勘探开发争端的主要解决途径,而晚近,ICSID仲裁引发了信任危机,其中受到最激烈抨击的是仲裁裁决对外国投资者的过分偏袒,而漠视东道国的公共利益。此外,ICSID仲裁裁决前后矛盾、裁决透明度缺失也为人们所批评。为了解除ICSID仲裁的信任危机,更高效的解决石油勘探开发争端,中国应重新评估中国的BIT网络,并对其中的序言、投资定义条款、投资待遇条款、间接征收条款、投资争端解决条款进行革新。即中国在对外签订BIT时,可借鉴美式范本的规定,考虑在序言中加入一些宣誓性规定；对“投资”予以明确限定；订立差别对待的投资待遇条款；在间接征收的认定上,应实现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利益的衡平；确立综合性的争端解决体制以解决中国境外石油投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