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列强侵侮,自视天朝上国的清政府被迫卷入对外交往中。理学观念和华夷之辨仍是主流,与洋人打交道并非光彩之举。出身没落汉军旗的张德彝（1847—1918）在京师同文馆英文馆毕业后八次出洋,先后担任翻译、参赞、大使等职位,是当时本土培养的典型译员。但对他的研究,却大多关注其记述的风土人情、历史事件等,甚少关注其作为译员的特征。而翻译史研究也较少关注清末的外事译员个体,大多更为宏观,或分析知名事件。社会学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多角度,有助于解释翻译现象。本文旨在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通过分析张德彝这一典型案例,探寻清末外事译员的惯习及成因,以期丰富翻译史研究,并为当今译员培养提供借鉴。本文梳理张德彝及其同僚日记等史料,总结反映出的张德彝译员惯习,并分析影响惯习形成的场域和资本。研究发现,张德彝作为译员的惯习具有鲜明的归化特征,追求忠实性,注重保密性,但也反映出英语和翻译水平不足、对译员角色的认知不完善的问题。后来翻译水平有所提升时,却已经升任其他职位。张德彝形成上述惯习,受到了多重场域的共同影响。政治场域中,派系斗争不断,华夷之辨根深蒂固,促成了其归化的特征,和注重保密的做法。使团场域可视作政治场域的延伸,但其参与者真切地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使得张德彝在注重归化和保密的同时,也力图提高翻译水平。译员场域当时尚不成熟,处在权力场域边缘,呈现中外籍译员并用的特点。身处其中,张德彝无法形成完善的角色认知,但也不断积攒资本,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张德彝的资本总体不利于其译员惯习的形成,但他努力积累,实现了一定的地位提升。其文化资本主要来自其学习及出洋经历,促成了其翻译的归化特征。其社会资本匮乏,出身平平,自身又已是当时最优秀的译员之一,故较难得到他人襄助。符号资本则更为匮乏,译员身份受时人鄙夷,虽然后来成为帝师,仍难免如此。这反映出,不利的场域和资本让译员难以形成良好的惯习,使得清政府在外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警示我们,要通过角色培养等方式为译员提供良好的场域和资本,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惯习,才能在外交中获得充分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