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长时段问题,同国家权势下移的大趋势相伴随,国家政权对金融秩序的强制性干预是近代现代化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对于货币为代表金融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全国整体性的分析,或以近代上海为主要研究对象,北方区域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天津作为北方重要商业都市,在金融的构建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统治中心南移,国家政治中心立足于江浙,天津原本作为拱卫京师的经济城市的地位丧失,在历经抗日战争之后,重新回归的国民党政府在天津重建金融秩序的过程,本应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恢复经济的重要步骤,但实际运作中的国民党政府财经政策却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在天津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使得金融秩序在天津全面崩溃,唯有革命彻底洗礼才能涤荡天津金融秩序中的糜烂局面。国民党重建天津金融秩序的过程中,“央地关系”问题和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张力以及现代性和传统性因素等诸多问题,杂糅其中,使得天津的金融局面变得极为复杂。1945-1949四年间,重新回归天津的国民党政府的财经政策本质上是掠夺性经济政策,在天津地方物资供应不足的前提下无节制地发行纸币使得通货膨胀走向极端,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最终国民党的纸币为民众所憎恶,而纸币背后的发行政权也被民众所遗弃。共产党政权在进驻天津后,凭借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很快将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黑市、物价、贵金属等顽疾打破,使人民币迅速占据天津货币流通市场,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新金融秩序,为货币的发行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以作支撑。国共两党同一时期的货币金融政策的比对研究为共产党政权引领近代中国走出波谷提供了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