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脱胎于社会底色,社会底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因素经过长时间的相互作用而形塑的结果,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家户都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家户认同是构建家户凝聚力的关键因子。家户认同不仅是家户治理有效运用的基本条件,也是联结个体与家户的重要纽带。传统时期,家户认同主要表现为血缘认同、生存认同和观念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及其权力日益深入到乡村社会内部,国家认同对家户认同产生了消解作用,具体表现为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并对家户认同产生了深层次影响。当前,随着政治社会条件的急剧变化,国家治理不断重塑家户认同,深刻影响着家户的功能认同与情感认同。本文尝试从历时性的视角,考察从传统时期以来家户认同的嬗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以期从家户微观维度探寻国家治理的善治之道。本文以华北鲁东即墨区W村的典型家户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他村民的口述,并运用“深度中国调查”的相关资料,追溯历史,总结回顾家户认同在不同时期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及其具体表现。现有的家户政治研究、以及家户治理与国家治理关系研究中,对家户认同的关注较少,研究发现,家户认同作为家户微观政治的重要内容,厘清家户成员在不同时期认同意识以及对象的嬗变,为家户的持续发展、乡村社会的稳定提供一定的基础性支撑。本文试图通过从传统时期到现代社会对家户认同的研究,力求为当今家户治理提供借鉴,并对国家治理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处理方式和对策建议。文章以时间为线,围绕三个阶段展开:第一个阶段是在传统时期,国家权力及政权无法延伸至乡村社会,尤其是在“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机制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极其脆弱,除了农民承担税负徭役之外,家户成为农民人身关系依附之地。其次,传统时期农民没有强烈的国家观念,更多的是宗族和家户的观念。农民对血缘关系、生存以及观念的认同则直接反映了对家户的格外重视与依赖。所以传统时期家户认同替代了国家认同,由家及国的路径的形成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用,国家通过建构强烈的家户认同而获得的有效的国家治理。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到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权穿破村落、宗族和家户并延伸至个人,全面下沉,间接对家户认同产生挤压与消解作用,农民所认同的不仅只有家户,农民的身份不再仅仅是家庭成员;利益不再是完全析于家户当中;未来不再是完全为了家庭而存在。农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提升、依赖性增加,逐渐认同自身社员身份,对国家、党、集体以及领袖认同不断提升,具体表现为身份认同和利益认同。所以,国家的政权下乡对家户认同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和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国家重新确认家户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家户功能开始回归并不断强化,家户再次承担了家户个体成员的“生老病死”,家户具备生育、抚育、消费、赡养等对于家户个体成员生存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认同家户功能的重要性再次被重视。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和个人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家户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减少、关系日益淡漠,如何寻找精神的皈依,家庭中血缘亲情的重要性和认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凸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从国家到个体等方面来探索家户认同意识的嬗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并进一步思考家户认同的当代挑战与政策应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别从农民为何而生、国家因何而治等困境,通过重塑家户认同来为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