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有必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其中,城市效率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内容。根据城市经济学的原理,城市集聚经济是城市生产效率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而集聚经济又主要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两种集聚经济进行了研究,发现集聚经济也存在限度。在已有的研究中,用城市规模代替城市集聚经济是一种普遍的做法,通过研究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关系,可以发现城市集聚经济对城市效率的驱动和影响。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模稳步增长。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直到2001年,中国才开始逐渐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限制,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道路。2001年以后,中国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城市效率也大幅度提高。所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和论证,有助于提升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本文参考Abdel-Rahman&Fujita(1990)和Puga(2005)的中间产品模型,并借鉴柯善咨(2014)的理论推导方法,在中间产品模型的基础上,细化了模型中创新的来源,提出创新项的具体形式,将有效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中创新项的源头。同时使用泰勒级数展开的方式,丰富城市形态,使模型中的城市形态能够表示所有的城市形状,丰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加强了中间产品模型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本文利用2001年至2016年的250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研究城市规模对城市效率的影响,经过验证得出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本文还考虑了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个体固定效应的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效率的区域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邻近城市的城市效率增长1%,本城市的效率将增长0.451%;中国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存在一个拐点,即当城市人口位于拐点左边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效率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人口数量到达拐点时,人口达到了最优人口规模,城市效率到达最高值,人口超过拐点后,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效率反而会缓慢下降。当城市人口位于倒U型曲线拐点左边时,需要继续推动城市化以提高城市生产力和城市效率;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处于拐点附近时,城市效率可以达到最高;超过最优规模的大城市需要控制城市规模,来提高城市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