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法治是重要的制度保障和衡量标准。在私法领域,法治观念的更新以及制度构造路径的转变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尤为重要。长久以来,我国民事法律观念及实践深受大陆法系国家一元化法律观的强势影响。在此影响之下,法律的概念及其范畴被极大限缩,将法律的概念和范畴局限于国家制定法,而排斥其他法律渊源及形式,如习惯法等。为了突破一元化法律观及其实践的桎梏,倡导多元的法律观及其制度构造是必要的。而关于物权习惯法的研究可为多元法律观及其制度构造提供重要突破口。因为物权法律规范在学界的传统定位上属于以强行法规范为主的法律。基于这种性质定位,制定法普遍排斥习惯法的适用。本质上这也是一元化法律观的体现。物权习惯法的研究有助于反思一元化法律观的立场及其实践,并且为物权法律领域接纳包括物权习惯法在内的多元法律渊源提供学术探索。习惯法是特定群体、特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惯例与习惯。从国家法和习惯法的作用领域观察,法定物权由国家法予以确认,其效力由国家法所赋予。法定物权之外的物权关系则由习惯法调整,这类习惯法便称之为物权习惯法。物权习惯法是以调整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支配与利用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习惯法。物权习惯法有其生成演变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概括为:经济条件、文化条件以及法制条件。物权习惯法对整体物权法律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物权习惯法有利于多元物权法源的构造、有助于物权自由法的重塑、有益于意思自治理念的深入贯彻。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以及现实中仍在发挥规范作用的典型物权习惯法可划分为三大类型:物权习惯法的传统类型、民族特色类型以及现实选择类型。在物权习惯法的传统类型中,重要的有典权习惯法、传统家族财产习惯法及土地归属利用习惯法等。在物权习惯法的民族特色类型中,典型物权习惯法体现于财产取得、财产的支配与利用、财产变动等各个层面。在物权的现实选择类型中,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以及非典型质押习惯法都是典型的物权习惯法类型。物权习惯法的自发实践具有自治性、多样性及地域性三大特征。物权习惯法的这些实践特征通过其在实践中发生的效力体现出来,具体包括物权习惯法的效力内容、效力范围以及公示方式等方面。物权习惯法的效力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发生作用,是因为有相应的执行机制。物权习惯法的执行机制包括遵循机制及争议裁决机制,这两者确保其规范效力能够自发地实现。习惯法在中世纪是主要的法律渊源,近代以来的很长时期内以及在很多国家中由于一元法律观的盛行,国家垄断了法律的供给,习惯法从法律渊源中被排斥出去。但是,随着法律思潮的转变,过去极端迷信制定法完备性的法律观念得到反思。习惯法作为一种来自于市民社会的自然生长的规范形态逐渐获得了重视,在某些立法例中获得了正式的认可。但是,相比于合同法领域,物权法领域的习惯法被接纳为法源的难度极大,在法定主义的逻辑前设下,物权习惯法难以成为一般性的法律渊源。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在此背景下,物权习惯法能够在现行法的框架内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物权法定原则对物权习惯法既具有排斥性又有一定的兼容可能。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制定法中的一项重要的原则。就与物权习惯法的关系而言,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构成了对物权习惯法的直接排斥,而通过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可以实现物权制定法对习惯法的兼容。物权习惯法在国家制定法设定的制度框架内发挥实际功能的主要表现是能够成为司法适用的依据。物权习惯法的司法适用首先应当具备可司法适用的规范品质,除此之外还需要解决如下的实际问题:司法上识别物权习惯法的方法、应当遵循的裁判原则以及对物权习惯法的举证与查明。制定法构筑的物权体系具有相对封闭的特征。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物权体系必然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社会中普遍行为模式的变迁。在此进程中,物权习惯法能够对物权体系发展提供助力。与此同时,随着物权体系的发展,部分物权习惯法逐渐消失、部分物权习惯法获得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