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既认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同时也认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特殊时刻”——历史转折期。历史转折意味着人类生存范式的转换,指证着精神变革力对社会转型的强大推动作用。作为引领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的灵魂和内在动力,文化体现了静态的观念系统和动态的能动力量的双重统一；作为新旧社会被解码和重新编码的工具,文化是构建新的意义世界的精神“脚手架”。历史转折的文化动因集中反映在四个方面:(1)人类诗性智慧的高峰期创造,为历史大翻转注入了直击旧世界的激情、冲力与意志；(2)文化启蒙的思想闪电,有助于震荡并颠覆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3)萦怀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群体,是推进新旧文明交替的卡理斯玛人物；(4)代表历史大趋势的先进文化,为历史大变革提供了社会进步的标尺和动力。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史实材料的掌握以及当代文献的挖掘,本文解读了文化因素在历史转折点的反作用,尤其是剖析了超越意识、批判精神、忧患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牵引力。
　　 首先,作为人性情感的内在燃烧、生命之流的精神创造,感觉文化乃是人类超越性创造的本真显现,更是人类“悲剧”意识的觉悟澄明。需要澄清的是,悲剧并不是单纯的灾难、痛苦或者毁灭,而是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文明交替的鲜明信号；历史个体对灾难的自觉对抗,并不是出于一时激情的意愤,而是自我超越精神的彰显,历史主体由之可以挣脱原型社会陈规陋习的羁绊,完成“凤凰涅槃”式的浴火重生,这鲜明地体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需要注意的是颓废意识对人生精神价值追求的消解。
　　 其次,作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旗帜,“理性”指认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反思的精神以及一种“经久不断的批判”,这解构着传统社会僵化思想的钳制,塑造着现代社会所宣扬的自由、自主和自我决定的“个人向度”,“启蒙”由之规划了“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用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的现代性图景。启蒙运动所拥有的新工具论的科学主义方法、理性的怀疑主义精神、天赋人权的自由理念以及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旗帜,为现代文明制度的构建注入了传统的非连续性、主体性的转向、纯粹理性的依赖、控制和操纵自然等重要的价值预设；文化启蒙思想通过政论性散文、小说化了的哲学文章等文化形式,传播着自由、真理、道德、进步、平等、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性观念,呼吁着现代文明社会的来临。吊诡的是,启蒙思想家所信赖的“理性工具”日益蜕变为“目的”,生成的却是“经济性”价值观,留下的是笼罩整个欧洲社会的虚无主义。
　　 第三,作为瓦解传统规则、惯例和习俗的革命性力量,卡里斯玛具备英雄性的领袖气质并日益彰显出类似于神迹的启示,他们由而具有了改变他人“心神变化”和“心理取向”的巨大感召力,这源自于卡理斯玛所萦怀的洞悉历史穿透力的忧患意识,即流淌在“卡理斯玛式”人物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素质、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卡里斯玛所拥有的“事变创造”的力量,往往出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卡理斯玛裂变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反权威主义”的民主型法制社会尤其值得期待。悖论的是,卡理斯玛裂变本身所蕴含的祝福意识膨胀却会内在消解其历史使命感的召唤,特别是在历史大变革后的“和平和建设”时期,一个政党因而需要抵制“祝福”意识的侵蚀,并逐步实现党员意识由革命时期大无畏地“献身”向建设时期成为“行业模范”的精神转向。
　　 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理想类型”之一,“集体主义”价值观在整合社会力量方面优势明显,但其对人性的杀伤、对自由的羁绊以及对社会活力的消解清晰可见；“个人”价值观有着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支撑,并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精神导向,这激活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创新能力,却膨胀了“外在”法制难以约束的人性欲求；“超越自我”的价值观导向在“后现代社会”日益发育,这体现在日益彰显的“体验经济”形态之中。面对当代社会中“个人与他者”自由发展的悖论,代表历史大趋势的先进文化注重时代维度的“历史化”、价值维度的“进步化”、消费维度的“大众化”以及内在品格的“科学化”,形成了引领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观。先进文化对“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追求,将会逐渐形成导向“自我实现”的良性社会氛围,尤其是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导向愈发彰显出人类走向自由和进步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