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促进医疗技术转型升级,这一新兴技术在治疗和预防严重疾病的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医学领域倍受青睐的研究对象。然而,受市场和研究利益的驱动,组织和个人可能逃避监管,违法开展人体基因编辑活动,导致尚未成熟,违反伦理,或安全性、有效性未经验证的基因编辑技术被不当使用,加剧安全风险,由此引发了滥用人体基因编辑的问题。“滥用人体基因编辑”是指“故意违反规定,开展国家禁止的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开发活动或者未经伦理审查或行政审批程序开展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行为”。刑法增设非法植入基因、克隆胚胎罪,将部分滥用人体基因编辑行为纳入犯罪圈。本文立足于立法批判的角度,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检验刑法对人体基因编辑领域的越轨（滥用）行为进行规制之正当性。滥用人体基因编辑所产生的的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人为性、不可回复性等特征。刑法介入旨在保护人类基因安全这一新兴集体法益。基于滥用人体基因编辑风险的不可回复性,相关风险一旦实现将带来严重、广泛的破坏,有必要采取事前预防的刑事立法策略,在风险早期提前介入。虽然我国为人体基因编辑等生命科技制定了诸多法律规范,但是相关前置法规制存在不足。其中,民事法律规范所起到的预防和惩戒作用十分有限,而行政法律规范存在立法层级低、衔接性差、有关法律责任配置缺乏刚性、实效不足等问题,仅凭现有的前置法律框架难以有效规制滥用行为。利用刑罚手段打击滥用人体基因编辑行为可加强协同规制,符合法秩序统一的要求且不违背谦抑性原则。不过,刑法规制人体基因编辑可能会对个人权利造成限制,这也带来了利益衡量难题。为维护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原则,基于保护基因安全而对公民自由进行限制具有合理依据。由此,刑法介入滥用人体基因编辑行为符合比例原则,有助于实现法益保护。在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下,新设的非法植入基因、克隆胚胎罪存在漏洞影响刑法规制效果,其他传统罪名难以兜底涵盖滥用人体基因编辑犯罪,此外,还存在刑法与行政法界限不明衔接不畅的问题。刑法需要适时增加专门的滥用基因编辑犯罪,构建“协同立法”模式以加强刑法与行政规范的衔接,以更好地实现规制效果。另外,为推动科技的良性发展,刑法在规制基因编辑技术的过程中需要构建动态立法风险评估机制以实现理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