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股票市场日趋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发行和买卖股票来融通企业资金，将资金这种稀缺资源配置到边际效用高的项目或效益好的企业之中，使经济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对于IPO公司而言(Initial Public Offerings，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即通过股票市场以及股票这种金融工具实现个人财富向公司资本的转移；对于投资者来讲，IPO公司增加了使其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投资机会。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使IPO公司所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成为股票市场中资金流向的重要导向性信号，并由此推动资金流向效率高的IPO公司。我们可以看出，IPO不仅是一项企业的个体行为，它的良好运作更关系着一整套市场行为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与完善，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和长期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由此，IPO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或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是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汇合点，这一信息体现了企业对其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对投资者能够做出正确投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IPO公司招股说明书或上市公告书里的盈利预测信息一般反映的是企业在募集资金后对会计年度(一般是在招股说明书发布的会计年度)可能达到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等水平。因此，盈利预测信息能够帮助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相关使用者评价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不确定性，从而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目前市场上存在两种盈利预测信息，一种是由公司管理当局披露的，另外一种是由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等发布的。本文研究的是由IPO公司管理当局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情况。 我国对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最早规定见于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第112号令《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规定：申请公司发行股票，在招股说明书中应载明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出具审核意见的公司下一年的盈利预测文件。表明公司发行股票须强制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并强制审核。在1990年-2001年期间强制性披露政策下，1093家IPO公司中有97.32％的公司披露了盈利预测信息；但自2001年3月15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我国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从强制披露改为自愿披露，本文对2001-2007年IPO公司披露情况统计发现，披露盈利预测公司占当年IPO公司总量比例的下降趋势严重，分别为70.73％、27.14％、7.46％、3.06％、6.67％、14.08％和12.40％。为什么我国IPO公司的披露行为偏向于不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呢?影响我国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的因素有哪些呢?正是介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展开了相关的数据搜集以及论证。 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1章，绪论。主要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以及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进行了说明。 第2章，IPO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盈利预测信息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介绍，并说明本文研究的立足点为管理当局所做出的预测，分析了证券分析师等盈利预测信息、已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和IPO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这三类信息的区别和联系。阐述了在研究影响我国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三个基础理论，分别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说明了信息的不对称体现在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公司信息的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样便可以解释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必需性；委托代理理论中，股东为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产生在管理当局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必然会产生监督成本，这些成本会不断降低投资报酬，也可能降低管理当局的报酬。因此，管理当局就有降低监督成本的动机，积极自愿地披露信息。信号传递理论指出，高质量的公司将通过传递信号将其与那些较次的公司区分开来，市场会对公司以披露信息作为打信号的行为做出积极反应，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而那些不披露的公司则被认为是有不利的消息，其股价将会下降，这是IPO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必然性。 第3章，我国IPO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制度演变及与境外公司的制度比较。本章首先陈述了我国盈利预测制度的演变过程。随着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之各国间比较，揭示出中外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异同，并从制度层面分析了我国IPO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IPO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主要经历了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1993年4月22日至2000年3月15日，属于盈利预测信息的强制披露阶段；第二阶段是2001年3月15日至今，实行的是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披露制度。接下来，本文对我国与境外资本市场较发达地区的公司在IPO时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制度进行了对比，主要针对的方面有：披露方式、披露内容、披露途径、披露格式、预测假设与会计政策、预测期间、金额表达、重大差异更新以及审核制度。第4章，影响我国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的实证部分。实证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想检验2001年3月15日—-2007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的公司在发行年限、公司性质、发行市场、行业类型、公司规模都两两样本配对的前提下，股权结构(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经营变动(以往的利润变化率)、长期偿债(资产负债率)、公司的成长性(资本保值增值率)、公司上市前经营时间这些因素是否对IPO公司的披露自愿性存在显著性影响。文章先对2001年3月15日—-2007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的公司中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IPO公司数量做出了一个描述性的统计，发现制度对盈利预测自愿披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愿意发布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IPO公司从2001年71—73％锐减至2002年的27.14％，2004年更是达到3.06％的最低点，剩下两年份略有回升。为什么会产生上述的情况呢?本文就五个方面的定性分析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回应。接下来考虑的是影响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的因素，本文分别将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DEQU)、以往的利润变化率(△PFT)、资产负债率(LEV)、资本保值增值率(CRC)和公司招股前的经营时间(OPT)这五项作为研究假设的对象。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IPO公司在以往的利润变化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和招股前经营时间方面均和不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IPO公司有显著性差异。以往的利润变化率和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负相关，这说明公司越是平稳发展，公司越是倾向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资本保值增值率与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正相关，从这一点我们看到市场中的投资者投资是有预期的，他们通过关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来观察其是否有不断积累扩大的发展潜能，从而判断自己的投资方向。公司招股前经营时间和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正相关，即招股前经营越久的公司越在IPO时具有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老字号”的公司倾向于自愿地披露盈利预测信息，以强化公司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沟通，从而塑造出经营历史悠久和高信誉的社会良好形象。 第5章，结论及建议。本文结合我国资本市场情况提出了四点建议：为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设立“安全港”，为保护善意发行人免于承担证券欺诈责任提供一定的免责保护。逐步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提高管理当局对未来经济的评估能力。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1)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我国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的问题研究上有一定的贡献。目前我国学者对IPO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信息披露的供求分析、对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制度、审核制度等的国际间比较分析及盈利预测准确性等问题，并大多数以规范研究为主，对影响我国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拓展。 (2)样本的选择上使用了新的思路。虽然有一些文献对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做出了回应，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行业往往是影响公司业绩的关键变量，不同的行业国家给予相关的政策规定也不尽相同。如果不消除这方面的因素，就难以正确去比较公司披露自愿性的具体影响因素；二是公司上市前的规模、是否同期上市以及上市交易所是否相同也对披露的自愿性产生一定的影响；三是在上市公司样本中，国有企业、民营控股或外资控股等公司数量比重失衡，同时国有企业拥有优质的资源，尤其是在管制性行业，民营控股公司与国有企业的资源生产力是不可比的，因此，在不对样本进行配对控制的情况下，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本文正是考虑了以上的问题，所以在选择样本的过程中进行了配对，回避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本文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1)样本量较少。在样本的选取上，研究样本仅限于2001年3月15日至2007年12月31日首发的A股上市公司，而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盈利预测的IPO公司只有81家，所占比例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说服力： (2)因素的分析不够全面。本文在研究影响IPO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的因素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因素没有完全考虑到模型中。 (3)样本在时间上的不连续。在配对的过程中，由于2005年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公司只有1家，但是没有满足其情况的公司与其配对，造成了数据在年限上的不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