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面貌,在“十七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三个历史时段,呈现出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作品内容、作者构成、文学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世界上大概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当代文学这样,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面,就经历了如此复杂的演变。对于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若从既定的文学观念出发进行解释,很容易陷入价值判断的论战中去,因而无助于理解每一种文学形态产生的历史动力,以及不同形态的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为了获得历史分析的支撑,很多学者倾向于采用知识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清理文学观念的演变轨迹。1980年代是前后两种文学形态相互转换的时期,当人们为了绘制当代文学地图而探究历史的“断裂”与“延续”这个问题时,1980年代总会成为讨论的焦点和入口。因此,以知识谱系学的方式“重返80年代”的研究文章,就逐渐地多了起来。不过,本文认为,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基本特征,在于体制、知识、实践三者之间的转换。用知识谱系学的方法解释这种文学现象,存在很多限制。相比之下,文化研究在这个领域里虽然尚处起步阶段,却已打开了一个研究空间。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文学期刊的角度,考察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实践,包括它的目的、条件、依据、成员构成等方面,我们将会对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政策、文学体制、文坛形势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有更多的了解。本文将这些层面的错综复杂的关联,概括为文学生产机制(或文学生产方式),又将这些层面的变化给文学生产造成的影响,称为文学生产机制的演变。本文将以《上海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演变过程。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本文首先概述了十七年文学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本文认为,当代文学的生产是以文学体制为核心的,而当代文学体制的建制过程,经历了三次分工：文化生产单位与其他生产单位的分工、作家协会和新闻出版署的分工,以及作协体制内部的分工。本文将形成于三次计划分工的文学体制,称为“计划-专业文学体制”。作协刊物正是这三次分工的产物。这些分工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对作家的领导,进而通过统一的发行系统,将政党意志自上而下地传播到全国各地。但是,它也聚拢了大批持有纯文学观的知识分子,并再生产了脱离革命实践的专业化的工作方式,所以,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就作为一种文学体制自我修复的手段而发生了。与此同时,计划-专业文学体制本身也随之调整,它在大跃进期间,演变为一种由各级党委直接主导、各种媒体协同工作、专家和群众互动写作、最终目标在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行政化的文学体制”。在此,知识分子实际上直接参与到了宣传部系统对基层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即为基层的典型评选、资源配置、人事任免,提供意义标准。于是,文学生产不再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而是以主体的生产为中心。本文将这些包括文学体制在内的、相互配合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体制网络,称为主体生产机制。社会主义总体性正是形成于此,而人们对资源配置、人事任免等方面的公正性的关注,也同时被生产出来了。正因为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从民主问题开始。以上是本文《导言》讨论的内容。本文的第一章,从作者队伍、栏目设置等方面入手,着重讨论了文坛早春时节《上海文学》的体制条件,即由“行政化的文学体制”、“计划-专业文学体制”,以及文革时期形成的写作组式的“文学体制”,三者混杂而成。《上海文学》借助这种体制条件,发表了《为文艺正名》等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形成了民主的办刊立场,并且在中央与地方、官员与群众、“文学”与“政治”之间,构筑了一个新的文学公共空间。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的文化政治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第二章讨论了刊物在文坛早春时期推重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处理的问题,其实是以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力图书写,但又因为“行政化的文学体制”的限制而无法处理的那些人民内部矛盾。表面上看,问题小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它的写作目的、价值依据,却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系密切。因此,两者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构的。问题小说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了自我更新的需要。这种更新寻求的是总体性的重建,然而,在当时的文坛形势和体制条件下,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的条件。第三章从《上海文学》的编辑思想,及其嵌入变迁中的文学体制和文坛形势的方式为入口,重新概述了“85新潮”的发生过程和政治意味,并进而指出了编辑思想和刊物实践的生产性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寻根文学与问题小说、八五新潮与民主诉求,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一面,前者是后者在体制和形势挤压下扭曲的表达形式。但是,由于刊物实践过分陷入对抗性的文化政治,也由于日益强化的专业作协体制的限制,刊物实践的出发点,即社会主义意义系统的重建问题,逐渐在对抗性的文学实践中遗失了。成名成家的欲望,反而受到了无形的鼓励。第四章讨论了《上海文学》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经营的困难,作者队伍的溃败与读者群的消散。从刊物的不懈努力和它遇到的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可以看到文学曾经具备过哪些空间,以及这些空间的消失过程和原因。本章着力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双轨制给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双轨制的两套体制侧面之间的差异,释放了单个体制的内部矛盾,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逃逸,或以批判的姿态,从体制的张力间获得利益。当本文的结语回到本文的起点,回到“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这个话题,我们携带了更多关于体制的自觉。1980年代的文学实践,是与“一体化”文学体制的瓦解相伴而行的。虽然期刊实践通过推动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冲击着文学政策,进而触发文学体制的变革,但它的成功里面,已经种下了失败的种子。“一体化”文学体制的瓦解,意味着这种文学实践的体制条件永远消失了。在不具备实践条件的状况下,如若再缺乏体制的自觉,那么恢复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提法,就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或许将这个问题换一个表述将更具建设性：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继续推动体制的价值化和价值的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