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文学长河中,长篇小说《红岩》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一再被推崇、阐释、定义,乃至被冷落或质疑。然而,时隔不久,不仅小说《红岩》一版再版,而且还衍生出多种文化产品。因此,重提《红岩》及“红岩精神”绝不是单纯的“往事重提”,而是有着深刻的精神背景。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红岩》及其所蕴涵的红岩精神就参与激励、感动、形塑新中国精神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从上而下地推动建构新价值观的过程。不同时期,对长篇小说《红岩》接受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不管是赞颂还是贬低,是敬仰还是怀疑,《红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节。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的出发点与方式、《红岩》和红岩精神为大众所接受的动因与效果,以及潜藏在这背后的时代背景,都饶有意味。与其说是《红岩》和红岩精神在解答着这样的“不同”,不如说是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在解答。因为《红岩》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存在,是前者形塑了后者,后者又丰富衍生了前者。也正因为彼此相互作用,才使得《红岩》和红岩精神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成为不断被世人传承,发展,乃至成为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塑造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论文将在研读史实材料的基础上,对《红岩》及其衍生品的接受进行现象及其过程进行分析和理论阐释。本文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里对文学活动的阐释。他认为,文学活动包括了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方面的参与,相互之间彼此关联和影响,而这样的过程并非是单一理论的阐释过程,而是关涉到更多理论相互交融,互相阐释的过程。作者是其中的主体,可以在作品中根据自身的需要与兴趣建构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借以去影响读者;作为读者而言,可以凭据自己的认知程度和价值观去接受和理解作品,并在接受的过程中进行极具个人特色的“再创作”,因此也是第二主体。这样的活动既是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解码”过程,伊塞尔、姚斯也阐释过类似的理论,即学界称之为“接受美学”的理论。他们认为,作为现实世界,它既为作者提供着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为作品提供内容和展现的空间,也为读者去解读作品、认识世界提供先验的经验。现实世界是作者、读者、作品存在的基础、前提和背景,现实世界的变化必然引起三者的改变。正如丹纳所阐释的一样,宗教(在我国可以理解为传统儒家文化、意识形态)、民族、时代都属于影响文学活动的现实世界因素。《红岩》及其衍生品的接受过程正是在这种“现实世界”的文学活动过程中实现和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红岩》也从当初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历史小说”演变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发挥精神的层面“制造国民”的作用。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后,意识形态话语不断调整,其任务从全面控制话语体系转换为号召、动员民众共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与这一“现实世界”相呼应,《红岩》文本从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转换为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