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为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设立了“合理使用”制度。在我国被各界习惯称之为“合理使用”的制度,其本质是一种“著作权限制与例外”制度,其也被规定在我国《著作权法》“权利的限制”一节。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源自于国际公约中“三步检验法”的本土化,因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应当使用与“三步检验法”相适应的法律标准对某一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进行判定。但是,由于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相关规定比较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只能根据自身理解来进行相关认定,从而出现了不同法院采取不同的认定标准的情况。为了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本文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筛选了 111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判决书,用以还原司法实践中“合理使用”认定标准的真实现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适当的完善建议。本文除绪论外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基础理论部分。该部分主要分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概念、性质,目前常用的判定“合理使用”的方法,以及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沿革和立法现状。第二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该部分详细介绍了本次实证研究的样本选取、分析思路设计、分析结果呈现等方面的情况。笔者经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认真检索,得到429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判决书,通过人工阅读的方法筛选出111份研究价值较高的实证样本,并以该样本为基础设计统计表格进行数据统计,得到司法实践中主要运用到的判定方法及各自占比情况,最终以图表化的形式对结果进行了呈现。第三部分,是本文提出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部分。基于第二部分对司法实践中真实情况的再现,笔者发现其中存在使用“转换性使用”判案合法性存疑、对“三步检验法”理解不足、判定“适当引用”标准不一、突破“权利限制与例外”框架等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针对性建议部分。本部分笔者针对第三部分存在的问题,结合域外成熟的立法或者实践经验、学术界的理论研究,经过分析论证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根据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对“转换性使用”进行本土化重构。其次,笔者建议我国应对“三步检验法”的使用方法进行释明。再次,对判定“适当引用”标准不一的情况,应在关注引用质量的基础上,量化“适当引用”的标准。最后,针对司法实践中突破我国“权利限制与例外”框架的问题,笔者建议抓住该问题的实质,即“权利限制与例外”模式开放性不足,并提出改进“权利限制与例外”模式的适当途径:增加新的“合理使用”类型,增加对“兜底条款”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