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代粮食流通研究,国内外学者多从国家漕运,税赋等角度论述,著述颇多,诸如:李留文先生在《明清河南漕粮探析》一文中,通过对明清河南漕粮在漕户间的分配问题研究,提出了粮食流通中的漕运要受到地理因素影响明显的观点;黄鸿山、王卫平先生在《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一文中提出:在近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仓储制度不仅在管理方面发生了变化,其社会保障功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保障的面不断扩大,保障的层次也有所提高。着眼于古代粮食仓储的变革来论述中国传统粮食流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陈佐立在他的毕业论文《明代粮仓》中系统论述了明代粮仓的设置、国家和地方不同的管理体系等问题,对于完成本论文都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上述著述大多仅仅着眼于从历史角度考察粮食流通情况,而张孝芳先生则通过新的政府在粮食流通体制的哲学逻辑和政府粮食政策的路径依赖角度考察粮食流通的制度安排,这种考察另辟蹊径,值得学习。许涤新、吴承明先生在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在粮食流通系统的体现,从市场化、商品化的角度谈到了粮食流通的非政府渠道,与以前的粮食流通的政府渠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遗憾的是文中仅仅是涉及市场化的粮食流通,并没有对二者进行比较。粮食流通包含两种主要形式:赋税形式和商业形式。赋税形式粮食流通主要是指政府以赋税的形式向农民或土地所有者征集粮食,而商业形式粮食流通则是交易双方为了互通有无或谋取利润而使得粮食得以交换流通。赋税形式粮食流通从国家产生便存在着,一直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直至2006年我国取消粮食税,赋税形式粮食流通才算真正结束。商业形式粮食流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直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这说明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期内商品性粮食流通是有限地域内的商业行为。但是到了清代,商品性粮食流通有了新的特点,随着全国性商业市场逐步形成以及地域性商帮的兴起,粮食的贩运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内,而是以全国为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不仅流通半径空前扩大,而且流通量也随之猛增。这种全国性粮食流通是清代商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粮食流通的同时还带来各个不同地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有甚者,随着长期的粮食流通,新的商品流通路线逐步形成,新的城镇逐步崛起。这种以粮食流通为载体的经济交流大大改变了清代的经济格局。清代华北地区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粮食流通的交汇之地,这使得对清代华北地区粮食流通的研究更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