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社会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算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契约式”社会,该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交易几乎都以契约的形式表现出来。中人在这其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已然成为契约成立不可或缺的核心要件。作为契约关系的第三方参与者,早在西周时期的契约文书中便出现了中人的身影,不过历经时代的发展,直至明清时期“中人”这一称谓才逐渐稳定下来。中人的社会来源比较广泛,一般视契约类型的不同而邀请不同身份的人作中,但在众多契约中,与契约一方或双方有某种关系、在一定区域范围具有权威身份以及在某一领域有专业技术优势的人是最常见的三种中人身份类型。在契约的订立、履行以及有纠纷契约的争议解决整个过程中,他们担任着“说合人”、“担保人”、“调处人”的角色,不但起到了说合、见证契约签订的作用,而且还能够担保契约的有效履行,在契约发生纠纷和冲突时,他们还发挥着重要的调处作用,也因此在明清时期的传统契约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位置。然而,中人这一制度的产生并非偶然,是有其内在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实等方面原因的,国家忽视民间立法与司法、村级市场的交易范围、柔性私法的文化认同以及宗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都为中人这一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当时民间的契约实践中,中人的存在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很契合地服务于中国传统社会契约秩序,他们在契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弥补了官方立法在调整民事关系方面的不足,也将时人既有的价值理念和对社会习惯的认同以及对秩序的理解集于一身,固化为民间交易公平、正义的符号,形成一种内在的守约牵制,从而使民事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范围内,同时,民间交易轻效率重安全、轻逐利而重长远互惠等一些专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约精神也能够透过中人这一制度窥得一二。不过,作为民间这样一个有意无意的制度生长,中人作为一种人为的因素其缺乏强制执行力以及不稳定的特点决定了它只是作为契约重要的参与者而非契约秩序的守望者存在,也因此注定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秩序性结构中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