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一批批官员由于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贪污腐败等问题受到问责,纷纷“落马”。而我国政府正致力于构建一个责任型、法治型、服务型、阳光型的新型政府。官员问责法治化作为政府改革法治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其推行力度势必会影响整个政府改革法治化的发展。我国已经启动官员问责,但是官员问责的法治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问责对象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程序——尤其是问责的启动程序和救济程序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问责不实,问责标准不统一等,这些都有待我国着手去解决。因此,大力推动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本文旨在借助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对我国的官员问责法治化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将每个受问责官员自身受问责前和受问责后所担任的职务等情况进行纵向比较、同类型受问责官员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所有受问责官员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来分析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的官员问责法治化的目标是,逐步建立、完善官员问责的法律体系及相应的监督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官员问责法治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官员问责健康发展,通过程序保障官员在问责面前人人平等,尽快完成官员问责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转变,从而推动中国政府向责任型、法治型、服务型、阳光型的政府转变,使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本文认为官员问责法治化的途径有,一是推动官员问责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二是加强异体监督力度；三是政府政务公开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