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环境问题,其复杂程度远非以往人类所处理的危机所能比拟。其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牵涉范围之广令全世界无一人可置身其外。正因如此,为解决这一难题,联合国于1992年正式引入了“减缓”与“适应”两种战略,前者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当前气候变化持续加剧的状况,并进而将其规模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后者则意图通过增强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能力,顺利适应气候的变化,降低气候变化对我们的负面影响,甚至于利用已经发生的变化以实现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效用。本文通过对气候变化规律与现状的分析,阐明现今世界主流的“减缓”措施并不足以单独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仍需要“适应”措施的帮助,讨论了当下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现状与不足,提出针对相应管理制度的改进设想,以期为日后我国完善这方面制度的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本文共分为四章,论述结构如下:第一章介绍“减缓”与“适应”两种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区别,阐述为何单独使用“减缓”并不足以解决已然发生和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引出采取“适应”措施的紧迫性,进而论述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必要性。第二章关注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并分析既有制度体系当中的缺陷与不足,为第四章作铺垫。第三章以欧盟和美国为例,研究前者的适应气候变化立法中预警原则的建立,探讨适应过程中与“减缓”措施的不可或缺性,分析后者联邦与地方的适应性法律立法模式,从中总结经验,以资借鉴。第四章针对第二章提出的现有缺陷与不足,列举并介绍了“最脆弱群体”优先原则、可持续原则与有效参与原则等“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三大原则,分析我国在适应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将面临的、诸如与发展权的冲突等重点难题,并结合《巴黎协定》适应资金支持和《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进行“适应”基金、信息公布与保险制度设计的建议。最后结语部分,认为我国应当继续在当前可持续原则的指引下,坚持“发展”、“减缓”与“适应”并举的方针以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问题,而适应性立法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和当地具体情况,总结以往经验,切实优化管理体制,最终实现降低我国环境脆弱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