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实体。根据十六大报告，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与此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由此可见，我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并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本研究试图结合理论和中国制度背景，研究企业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生产性支出如何随制度环境或契约形式的变化而不同，又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非常重要有趣、但又缺乏足够研究积累的问题。本文基于不同性质企业面临的不同产权约束和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地区差异，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以及不同地区政府干预、政府服务以及产权保护等治理环境差异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总体而言寻租理论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而代理理论解释力相对较弱。这表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是相对内部激励更为首要的问题。这一发现对认识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治理环境因素也对企业寻租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1)地区制度环境越好，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越少，表明制度差异确实影响了企业寻租成本；同时，企业寻租能力差异对企业寻租成本也有显著影响；(2)制度因素对非国有企业寻租成本影响更大：同时，国有企业中非保护性行业寻租成本受到制度因素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不同确实对企业交易成本形成了统计上可以观测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不尽一致。 最后，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系统地影响了企业组织内部交易成本——高管在职消费。具体而言，本文发现：(1)国有企业薪酬管制越严重，经理人在职消费水平越高，并且受到管制的薪酬契约缺乏激励效率；这表明，与管制者的初衷相反，薪酬管制诱发了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2)但是，在不同条件下，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并不相同。薪酬管制在保护性行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中；而在非保护性行业和政府间接控制的企业中，薪酬管制诱发的在职消费较少；但在保护性行业和政府间接控制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却较小。这意味着不同条件下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为研究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效果提供了实证支持。本文从更基本的制度层面对公司非生产性支出进行了研究，拓展了以往研究；同时，本文在度量非生产性支出方面的探索也为今后该领域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本文研究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为有关决策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