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诉讼领域,刑事诉讼形态是以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诉讼状态出现的,是以追究被追诉人刑事责任为主要使命的,那么在实现这个过程中,国家积极的追诉权也被赋予了可以强行干预被追诉人各项基本人权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刑事诉讼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极易造成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从而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造成侵害,尤其是在财产性权利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都偏重于构建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体系,却忽视权利被侵害后的救济问题。一套完整的、可以付诸实施的法律只有辅之以相应的救济程序才能实现法律的真正价值,否则权利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在救济层面将被追诉人从客体转化到主体,促进了从权力到权利的渐进式转型,不失为一大亮点。但在肯定进步的同时,立法理念仍滞后于司法实践、制度设计仍存在着救济途径单一、审查机制缺失、宪法性救济权利无法实现及事后的国家赔偿制度不完善的问题,相关配套措施也遗留了诸多不足。透过现象究其本质,可以发现这些不足是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引起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需要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来完善我国的财产权救济制度。在理念上要打破传统束缚、树立人道主义和多元化思想,在制度上要健全司法救济途径,建立司法审查机制,还需要构建宪法诉讼机制和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并辅之以程序性制裁等正当程序作为配套措施来保障制度的顺利施行,才能更好的构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体系,从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提升人权的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