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凭借出色的政论色彩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而盛行一时，大放异彩。而现今，当我们抛开“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反映和参与时代的价值，忽略其所隐含的非文学或者说超文学的功能性意义，立足于诗歌本体立场，着眼于艺术表现方式，亦可惊喜于其卓越的艺术创新力及诗美内涵。建国后，在浓重政治环境的推动下，政治抒情诗整体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不单是诗歌与政治的融合，作为文学体的诗歌本体也日臻成熟，达到了政治抒情诗在诗艺上可能企及的高度。从各方文献看来，“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经历了从极度美誉到现今的渐行平视，似乎时代的演变抚平了对其的赞誉，渐趋于特定时代政治环境造就高度的普遍认同，忽视了其最为本真的诗歌本体的艺术性。笔者恰恰认为建国后政治和诗体的高度融合将政治抒情诗整体推向极盛的同时，其诗体本身的艺术创新及架构也得到了发展，理应得到肯定和重新审视。作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最负盛名。郭小川和贺敬之无疑都是关心政治，具有政治热情的诗人，但同时也是具有诗人质素的人，他们按照诗的规律来创作政治抒情诗，将政治概念经过艺术的过滤和醇化，政治热情化为诗歌激情。政治抒情诗的特定内涵使得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创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明显的政治意图，但客观地说，两位诗人的政治抒情诗虽然与政治关系密切，但跨时代地考察——或者说从诗歌审美的立场考察，他们的政治抒情诗仍然显示了卓越的艺术创新力和诗歌艺术魅力。首先，在表达政治内涵时，诗人采用形象解说的意象化手法和感物咏志的象征手法，将政治内容寓于形象事物，用诗歌的审美的手段来表达政治意识。其次，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广泛吸取各种艺术技巧。在他们的政治抒情诗中，情与理的交融，意境的营造，丰富的想象、精妙的艺术构思等等都显示了其作为诗歌本体的艺术价值，也凸显了郭小川和贺敬之作为诗人的才情。此外，郭小川和贺敬之两位诗人在诗歌形式上也进行了不断地变化和创新。从最初借用“楼梯体”，到吸收“民歌体”和创造“新骈赋体”（郭小川）和“前凸后翘”体（贺敬之），郭小川和贺敬之在新诗诗体建设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本身亦成就了两位诗人在政治抒情诗上的艺术特质。多种艺术尝试和不懈的艺术追求使得郭小川和贺敬之两位诗人的政治抒情诗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显示了独特的诗歌艺术魅力。本论即从以上几点来探讨和论述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管中窥豹，以此来探究“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