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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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积极关注实体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使得金融化问题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其中如何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增加实体产业发展动力,是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重大发展战略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产业结构正值转型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金融制度和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难以有效约束企业的金融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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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积极关注实体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使得金融化问题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其中如何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增加实体产业发展动力,是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重大发展战略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国产业结构正值转型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金融制度和资本市场仍有待完善,难以有效约束企业的金融投机行为。社会资本能够发挥补充作用,改善企业的融资和经营环境,对企业的决策行为产生诸多影响。因此,探讨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于探寻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为政府监管和引导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2013-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各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当年各省的社会资本指数。从资产的角度测算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深入考察社会资本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通过控制变量滞后、更换金融化的衡量指标以及引入市场化水平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从融资渠道和代理成本两个路径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从空间分布、地区法律水平、政治关联和企业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地区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金融化水平;(2)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抑制企业金融化,一是拓宽了企业的非正式融资渠道,二是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3)相较于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会更加显著;(4)法律水平与政治关联在社会资本影响企业金融化中发挥着替代作用。社会资本在法律水平较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对其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更强;(5)相较于国有企业,社会资本对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更强。由于仅通过正式制度来约束企业金融投机行为的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创新性地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探讨社会资本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丰富了社会资本和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企业行为的机制研究。通过区分不同特征的企业,全面探讨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效果。在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期,应关注到非正式制度的融资和治理功效,大力培育各种社会资本,同时积极构建和谐政商关系,继续完善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为实体企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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