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衔枚疾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表示“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此后,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就放宽外资准入条件及业务限制进行详细阐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在2020年中国国际金融论坛表明,证监会将全力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以期促进国内外双循环体系的建设。当前我国资本金融账户开放的重点领域在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这其中开放程度最高的是股票市场。一方面,2018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利好外资引入:我国先后宣布50多条开放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宽“陆港通”限额,增加“陆港通”标的股、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限额等。由此,外资在我国股票市场的持有市值以及比重持续上升;“陆港通”对QFII替代趋势愈加明显;外资持股对行业的偏好有所转移。但另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局势多变,我国企业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也承担着国内外双重风险。基于资本市场扩大开放背景下,我国企业发展机会与风险并存的现实背景,本文试图探究以下问题:当前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此外,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水平,能否在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黑天鹅事件中增加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亦或为企业带来额外风险冲击?进一步地,“陆港通”及QFII两项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是否存在差异化作用?上述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高新技术行业以及不同开放程度的地区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资本市场开放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企业微观效应?本文基于规范研究范式,首先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石,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微观效应作用的两个机制渠道:企业信息质量渠道以及公司治理渠道。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6年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先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的微观影响,并在融资约束得到缓解的中间作用下,从股权融资成本以及企业风险两个角度进一步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的微观影响。此外,本文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高科技和非高科技企业以及所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地区的企业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文本还从信息披露渠道以及公司治理渠道两方面验证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机制。此外,在检验资本市场对企业风险的部分,本文还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外资持股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通过以上研究,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基于融资约束的角度的实证结果表明:（1）资本市场的深化开放有效缓解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外资持股比例每提高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公司融资约束均值下降4.68%。（2）无论是陆港通还是QFII的实施都有效地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但陆港通降低融资约束的效果略小于QFII政策。对于陆港通和QFII效果的差异,本文认为可能是由于陆港通开通时间远晚于QFII政策启动时间,投资者、公司以及市场均存在熟悉政策的时间滞后效应,并且政策的发挥传导至微观层面端也需要时间积累。（3）资本市场深化开放过程中,企业产权、行业特征以及地区差异会分别引起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反应。其中,在样本期内（2016年-2020年）,外资持股对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地处对外开放程度低的企业的融资约束缓释作用更加明显。此外,陆港通对非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释作用更大;QFII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约束缓释作用更大。针对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地区,陆港通的融资约束缓释作用大于QFII。这表明,陆港通政策的实施对于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缺乏活力的主体的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作用。此外,资本市场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切实有效地缓解了本来处于融资约束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融资紧张的问题,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资本活力。（4）影响渠道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在公司信息透明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效果更强。同时,QFII持股在渠道机制分析中作用胜于陆港通持股。这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渠道降低公司的融资约束。此外,QFII政策因引入时间较长,所以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基于股权融资成本的角度的研究结果显示:（1）资本市场深化开放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外资持股比例每提高一个单位标准差,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均值下降1.5%。说明资本市场的开放可以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预期,从而改善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2）陆港通在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的效果方面显著优于QFII。（3）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企业产权、行业特征以及地区差异会分别引起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异质性反应。其中,外资持股（无论是陆港通维度还是总体外资持股维度）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地处对外开放程度低的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降低作用更加明显。（4）影响渠道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两种途径,减少股权融资成本。此外,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对企业股权交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著。第三,基于企业风险的角度的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资本账户开放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风险水平,外资持股比例每提高一个单位标准差,则:公司的总体风险均值上升0.35%;公司的系统风险均值提升0.21%;公司的特质风险均值提高0.37%。（2）“陆港通”对于提高企业风险水平有显著作用,而QFII持股没有显著影响。此外,“陆港通”对提高企业系统风险的作用显著强于其提高企业自身特质风险的作用。（3）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企业产权、行业特征以及地区差异会分别引起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的异质性反应。企业产权异质性方面,相较于国有企业,外资持股（无论是“陆港通”维度还是总体外资持股维度）对非国有企业提升风险水平的作用更加明显。其中“陆港通”的实施显著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系统风险和整体风险,但对特质风险的促进作用显著水平较低。行业异质性方面,资本市场开放对非高科技行业与高科技行业的总体风险和特质风险几乎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系统风险方面,相较于非高科技行业,外资持股显著提高了高科技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此外,在提升总体风险和系统风险方面,陆港通的政策影响要显著优于QFII持股的外资持股方式。地区异质性方面,资本市场开放显著提高了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的公司的总体风险水平以及系统风险水平,对提高企业特质风险水平的作用显著性较低。此外,陆港通政策对处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省市的上市公司的风险促进作用要比QFII政策显著。（4）影响渠道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的途径提高了企业的总体风险以及特质风险,降低了企业的系统风险。其次,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渠道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总体风险和系统风险水平,但不能显著通过该渠道提升企业特质风险。该发现在“陆港通”样本中更加显著。（5）虽然外资持股使得企业的风险水平有所上升,但在遇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外生冲击的时候,外资持股的公司面临的风险显著降低,这表明企业引入外资能够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这样的作用无论在“陆港通”政策抑或是QFII政策下都有显著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坚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是正确的。此外,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中,外资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系统性风险,但对企业总体风险和特质风险没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综合前述研究内容和主要发现,本文的创新点和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使用更加量化的资本市场开放微观代理变量。本文使用企业“陆股通”以及QFII持股的数据,作为资本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的代理变量,更加客观地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的微观经济后果。有别于近年国内多数学者使用QFII、2014年“沪港通”试点以及2016年“深港通”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微观效应的影响,本文使用外资持股比例作为资本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的代理变量,并将外资持股进一步区分为“陆港通”持股以及QFII\RQFII持股,定量考察资本市场开放的微观效应及政策异质性。从而更加精确地考察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融资约束、股权融资成本以及风险水平的关系。第二,拓展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影响的研究区间。以往研究只针对“沪港通”开放这一时间节点展开讨论。2016年后,尤其是2019年及2020年,我国密集推出多项资本市场开放具体举措深化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本文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探究了当前形势下的资本市场开放最新的经济效应,为政府实时跟进政策效果提供最新的实证依据。第三,细化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本文将企业风险划分为总体风险、企业系统风险以及企业特质风险三个维度,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并结合新型肺炎疫情外生事件探索外资持股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国内已有文献中涉及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较少,且鲜有文献将风险细分为总体风险、企业系统风险以及企业特质风险三个维度进行差异化研究。本文弥补了上述研究空缺,进一步丰富了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和证据。第四,本文还提供了较强的实践和政策启示。2018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加快,但国内外局势变幻莫测,国内业界和学界对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关注度上升。本文的研究揭示了资本市场开放可以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能促进企业主动提高风险承担意识从而增加盈利收入,同时资本市场开放还能在外部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有效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这验证了我国“提高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开放精神,为我国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丰富的实证支持。同时,本文还在如下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1）针对企业产权、行业特征以及地区差异引起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微观效应的异质性反应,国内政策应因时因地作出相应调整;（2）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规范管理层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3）有效预防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相关风险,重点关注资本市场开放下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系统性风险,防范重大风险的产生。同时对外开放程度高的省市要加强对外资持股企业的风险识别和监测预警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