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河西走廊是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地带,中原与西域交流的孔道,也是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碰撞交锋、融汇共生的前沿区域。河西道教作为河西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域具有特殊的存在价值。蒙元之后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河西道教,学界关注较少。本文在时间上选取明清时期,空间上聚焦河西这一特殊地域,利用明清民国方志与长期田野调查所得碑刻、宫观庙宇和道教洞窟题记、乡村志、清代民国档案等资料,考察河西道教在这一时空内发展演变的过程与生存样貌,河西道教与河西社会的互动和对河西宗教信仰格局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点:第一,对汉魏至蒙元时期的河西道教信仰传统及不同政权统治下的阶段性发展加以梳理,具体探讨明清时期与道教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国家宗教管理政策在河西的实施。揭示出道教的传播与发展,随着统治政权,尤其是民族政权对待佛道二教的不同态度和汉文化在区域内的进退而消长。第二,综合河西地方志、碑刻等资料,考察了明代河西的118座道教宫观庙宇及其地域分布,及这一时期道士以甘州地区为核心的法脉传承和在官方支持下的主要活动,反映了在官方扶持下河西道教逐步复苏与发展的过程,呈现出道教在西北边镇地区与官方积极合作的生存状态与政治化样貌。第三,利用方志、碑刻、档案及田野调查所得相关资料,勾稽出清代全真、正一教派在河西的法脉传承与活动,统计并说明清代河西的350处道教活动场所及其分布,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道教洞窟的创修与佛教石窟寺的道教改修活动。揭示了清代河西道教在失去官方大力扶持之后,深入民间,积极与佛教、民间信仰互动,呈现出极为活跃的发展态势。第四,重点考察武威雷台观、武威荫善庵、张掖佑善观、张掖武当山、敦煌西云观、敦煌三危山老君堂等多座明清时期河西重要宫观庙宇的历史沿革及相关问题,揭示出它们在推动地方道教发展与传播道教文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更为具象地呈现河西道教在官绅、道士与民众三种不同社会力量主导下的政治、宗教与民间化倾向。第五,结合河西的社会历史背景,综合分析河西道教神灵信仰的总体特征和阶段性特征。通过对河西道教神灵庙宇与城墙防御体系相结合的现象考察,以及明清时期真武、关帝、二郎等神灵信仰在河西地区的变迁,揭示皇权政治在“神道设教”方面对西北边镇地区的道教神灵信仰的利用与引导作用,及道教适应河西社会民众的世俗信仰而做出的地方化调适。其中亦包括道教对地方性民间信仰忠武王羊首神及平天仙姑的塑造、修正过程的参与。道教为两位方神的正统化塑造了道教神灵的身份,同时也借助方神信仰的力量扩大了自己的地方影响力。第六,聚焦于明清时期河西的儒道、佛道关系,讨论明清时期河西信仰格局的变化。河西方志的《建置志》《风俗志》中,儒士关于道教的书写与朝廷颁订体例有所不同,通过探析官方志书书写中的取舍与倾向,以及镇番科举家族撰写道教碑刻、修建道教庙宇等活动,揭示出清代河西儒士群体出于辅佐王道的意图,而选择性地支持地方道教的宗教态度。并通过对河西佛道寺院庙观的兴衰对比,以及对蒙古裔鲁土司宗教信仰转变的考察,揭示出明清时期河西三教格局由佛教独盛转为以儒祀为主的三教并重的变化。在整个变化过程中道教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与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