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分析清末民初西方的中国形象。清末民初的中国形象呈现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类型。清末民初的中国形象是启蒙思想“现代性”视野中停滞、专制、保守的帝国形象的继续。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种族主义知识话语中中国成为对西方构成威胁的“黄祸”，这是西方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类型。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中将中国描述成道德完善、审美进步的国度，而在西方有比较大影响的辜鸿铭在一战时向西方人把中国描述成在人性和信仰方面均优越于西方的儒教理想国，这两者属于中国形象的乌托邦类型。导论概述了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趋势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演变，本文所采用材料来源是三位英美来华人士的作品、狄金逊的《约翰中国佬来信》和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研究方法是形象学与后殖民理论的综合。第一部分。重点以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思想信仰、社会与家庭生活、国民性格特点五个方面揭示清末民初来华英美传教士、外交官笔下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的特点。第二部分。狄金逊的《约翰中国佬》(又名《中国官员来信：对西方文明的看法》)通过中西文化、文明对比的方式，塑造了在思想信仰、社会制度、民众生活、艺术审美等方面均优越于西方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以此来批判英国社会、揭示其存在的危机和弊端。第三部分。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国形象的自塑，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形象的西方独自，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论证塑造了中国人在人性类型和文化上优越于西方人性类型和文化的儒教对西方摆脱战争困境、重建信仰的价值与作用，为西方读者描述了儒教乌托邦，也驳斥了西方人长期对中国文化的贬斥和偏见。